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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澳洲我后悔死了(25万欧元移民希腊是真是假)

“我成了澳大利亚公民,我妈却哭了。” 悉尼华人“格格”和他们的母亲在“CSI靠哪里”这件事上被“冻”了两个多月。

“我成了澳大利亚公民,我妈却哭了。”

悉尼华人“格格”和他们的母亲在“CSI靠哪里”这件事上被“冻”了两个多月。

女儿想留在澳洲尽孝,母亲想回老家养老。矛盾似乎无法化解,后者的孤独被搁置。

格格把自己面临的困境称为独生子女移民的“养老之忧”。

在她身后,有近40万人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离巢

“那时候我妈特别喜欢澳大利亚。她说我们将来会住在澳大利亚。”

格格是北京的独生女,15岁被送到澳大利亚留学。十几年过去了,我在异国他乡跌跌撞撞,迅速成长。

毕业,就业,为自己和母亲申请永居。她逐渐找到了归属感,“飞人”在澳洲和中国的工作状态让她有更多时间回国陪伴父母。

聊天时,父母也开始想象多年后移居澳洲养老的场景。

一切都很自然,令人羡慕。

与格格不同的是,小卓出国与整个家族的发展规划无关,甚至有点一意孤行。

二十多岁的时候,他不顾亲朋好友的劝阻,辞去了在国内稳定的工作,南下悉尼留学。

“我的家人反对。唯一无条件支持我的,就是我妈。”

那时候他年轻,从来没有想过父母的养老问题,总觉得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思考。

对于大多数第一代中国移民来说,即使是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在机场互相目送的那一刻,他们似乎并不太在意几十年后两代人的陪伴。

分歧

有些撒在地上的种子会被风吹走,有些会生根发芽。

格格最近得知她申请澳大利亚国籍被批准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生活迎来了新的开始。潜意识里,这可能是她一直在等待的。

“在家工作让我焦虑。”疫情前后,她试着换了几份工作,却不知所措。她最终决定回澳洲,希望父母能跟着她去澳洲养老。

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的时候,她妈妈的反应就像变了一个人。

“她老了,思想也变了。”妈妈变得敏感和抑郁,她不再对澳大利亚的生活表现出兴趣。“以前她会主动学英语,考驾照,现在总是主动回避。”

格格说,她能明显感受到母亲心态的老化,中国人的“返本”观念开始出现。陪澳大利亚参加入籍仪式,让母亲敏锐地意识到“女儿回不去了。”

“她有一种悲剧的情绪。”

“她说的时候总是哭,哭着说不想要PR,想回国。我知道她理智地决定离开我。”

“妈妈说她怀念的生活离我只有一碗汤的距离.”

听到这句话,格格哭成了泪人。

“我用温水煮自己”,小卓描述了他和父母之间的“同伴困境”。

他苦笑着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羁绊,他开始意识到和父母的距离远不是地理上的9000多公里,心理上的距离更难跨越。

曾经唯一支持小卓出国的母亲,几年前郑重其事地和儿子谈起养老问题。关于是留在自己的祖国还是去另一个国家的讨论通常以沉默告终。

“我回不去了。妈妈其实很后悔让我出国,但她不说。”

“妥协”

格格和妈妈的对抗,以妈妈的妥协而告终。她没有告诉女儿就订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

他走的前几天,家里很安静。之前无话不谈的母女沉默了。不谈过去,不提未来。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两个人都没有睡觉。等到凌晨4点,格格送妈妈去机场。一路上,我只说了几句关于天气的客套话。

办好值机,看着妈妈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走进航站楼,格格心里五味杂陈。

”她不敢回头,我也不敢向前。我的心像被压碎了一样痛。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对小卓来说,他即将与父母团聚。

几年后,两代人逐渐开始走向“共识”。年过七旬的父母打算再次抵达澳大利亚,试图在他们的晚年和这片土地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今年是小卓来澳的第18个年头。现在,面对父母的养老问题,他更加坦然。

“我期待他们的到来,也希望尽一份孝心。”

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有339,818名44岁及以下的澳大利亚华人出生在中国大陆。这个群体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大部分是独生子女。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情况与格格和小卓相似。

后记

看着《西游记》里的飞行,格格又哭又笑。

她说,这个遗憾可能是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

她补充说,两代人都选择了他们想要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相互实现。

“活在当下,未来会更好。”

“这种属于第一代独生子女移民家庭的悲哀,终将找到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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