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学会考是中学生进入大学最重要的一步。考生会尽力回答好问题,包括揣摩提问者的心思,以求取得好成绩。
本周文凭考试历史部分的试卷问考生是否同意“1900-45年间,日本给中国带来的利大于弊”的说法。如果仅仅是这句话,而且年份涵盖了1945年日本投降,考生肯定会提到1900年日本入侵八国联军,1914年山东,1931年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甚至1941年香港。
但是这个题目需要考生“细读”和“参考”两个语录来回答。第一段是1907年,日本政法大学校长应清朝人的要求,专门开设了一年的政法速成班,协助清朝改革。第二段,1912年1月,国民革命家黄兴为了筹集革命资金,为领导北伐,一举清朝,写信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最后,他以湖北大冶矿铁公司为质押,成功借得250万日元,一年期利率7%。这两句语录在《中日45年痛苦史》(1900-45)中很少被提及,但老师选择了这两句语录。
我们不妨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如果你是今天坐在考场上的考生,分秒必争。当你看到这个题目和两个用作“参考文献”的语录时,聪明的同学很快就会知道,老师只是想让你把重点放在20世纪初日本是如何“帮助”中国的。如果考生重点讲述杀害4000多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及1932年日本入侵东北三省后的“洲国”,分裂中国领土,奴役东北同胞,然后回答“日本给我国带来的弊大于利”,考生会担心考官会给低分,甚至“参考”题目中指定的两条语录。考生敢冒这个险吗?所以考生为了考高分,顺利进入大学,只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和历史学家的舆论回答“1900年到1945年,日本给我国带来的利大于弊”。这个题目其实就是一个“游戏”,一个给考生洗脑的游戏。如果考生只是带着对国家的感情去选择中国历史,那么他在回答完这个测试后,随时会因为违背自己的良心而感到压抑。
这样的历史题目可以通过HKEAA考试及评核局的审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HKEAA网站上的“雄心”一栏写着:“成为世界知名、信誉良好的考试评估服务机构”。一个要求考生美化日本侵华历史的评估局,怎么能称得上“世界闻名”、“信誉卓著”呢?即使是当今日本的右翼分子,也不敢在公开考试中“强迫”考生美化侵华历史。但这种奇怪的事情却发生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这道试题被报道后,全港一片哗然,于是香港负责教育事务的最高机构——香港教育局发声。
HKEAA虽然独立运作,但却是港府辖下的法定机构,其、副及委员均由行政长官委任。事实上,香港教育局有权决定HKEAA工作人员的任免。教育局于5月14日晚22点12分发表声明,称其意识到这一测试基于极其片面的信息,使其具有“指导性”,考生可能会得出有偏见的结论,“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遭受巨大痛苦的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它对评估局设计测试深感遗憾,并予以谴责。“教育局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认真跟进,向公众作出合理解释,并全面检讨出题机制,尽快改善,以维护文凭考试的公平、公正及公信力。”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15日召开记者会,表示要求HKEAA取消这道试题,并会派员了解试题的设置和审核机制是否严格执行,并对确保考试和试题质量的机制进行长期检讨。
但是问责呢?惩罚呢?我没看见。
矛盾的是,看到舆论哗然,评卷局在5月15日凌晨回应:现在不宜评论考题,怕影响评卷的公平公正,损害考生利益。这是什么样的谬论!评卷局自己设了局,肯定有评分标准发到阅卷老师手里;今天试题曝光,却绑架“考生利益”来停驶,这是非常的。如果HKEAA幡然醒悟,就应该全面公布这个题目的评分标准,让考生以后有所追求。同时应承诺全面检讨出题机制(这也是教育局要求的),不能让任何人通过公考出题给学生洗脑。然而,HKEAA置若罔闻,试图以“损害候选人利益”来平息这场风波。
在这场考试风暴的前一天(5月13日),香港媒体曝光了考核局负责历史部门的高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称“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新中国,忘本!”荒谬的言论。另一个负责一般研究的高级评估局贴出了支持反修正案的示威游行,指向“林正滚蛋!”并教其他老师如何购买“香港龙狮旗”。当时考核局并没有正面回应事件,只是官僚地强调“员工在履行职责时受到各种相关规则、程序和政策的约束”。香港教育局,HKEAA的最高老板,向媒体表达了关切,并致函HKEAA,要求认真跟进。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考试风暴之前,香港教育局曾用发言人表示,要求“严肃跟进”;考试风暴过后,干脆取消考试“谴责”算了。在两起事件中,根本没有问责或惩罚。
自去年6月修订《反逃犯条例》以来,香港教育崩溃的案例数不胜数。一些中学副校长在社交媒体上散布仇恨言论,一些兼任考核局通识委员会的老师公开仇恨警察,一些其他中学副校长用“藏头诗”诅咒警察,一些幼儿园老师教孩子仇恨警察,一些老师以体验的名义带领学生到骚乱现场。每一个案例都令人震惊。教育局处理的总是“劝退”和“警告”,但掌握教师职业资格认定大权的教育局,从未撤销过任何教师的职业资格。客观来说,教育局释放这些违反教育伦理的老师,并不能杀鸡儆猴。特区政府的官员应该明白,他们是世界上薪酬最高的官员之一,他们的工作不是发表声明和评论,而是真正解决问题。
香港市民组织反对“黄老师”和“黑老师”
为什么香港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港人治港,其实是港官治港。实权掌握在大约700名政务官敖手里,其中比较有经验的都是回归前(特别是八十年代)英国人培养出来的。英国对AO的培训和要求是:把所有问题行政化;所有的政治决策都只能由英国人来做,敖只需要做一个称职的“执行者”就可以了。英国殖民者当然不希望中国AO有政治感和政治坚持(比如关心自己的国家);否则会随时翻出英国殖民者的老故事,危及英国的殖民统治。在1984年到1984年的过渡期,香港的敖被英国人夸得天花乱坠,好像只有他们才知道如何治理香港,其他人(甚至香港人)都没什么可说的。
但回归后,香港政局在中美博弈下变得复杂,香港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靠“管住”所有问题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可惜回归后,除了推出高官问责制外,高官以下的管治团队和管治架构(即局长和局长)并没有去殖民化(deco colonization),而如上文所述,问责官员主要是从AO中挑选。由于没有去殖民化,敖对民族感情、国家近况乃至都是无知和冷漠的。
以在内地上国情课为例。因为AO的晋升标准仍然保持着英国殖民时代的水平,只增加了了解基本法,而了解国情并不是晋升的主要考虑标准,所以AO人把参加国情班视为畏途。一位在教育局工作多年的官员曾对笔者说:“政府官员根本就不想参加(国课),因为这跟晋升没关系。”更发人深省的是,所有政府都要求其治理团队对自己的历史和国情有最起码的了解。但由于香港还没有非殖民化,敖团队对中国近代史,对香港为什么会被英国殖民统治155年,一无所知。
最近又出现了重大政治问题得不到理解,得不到处理的情况。回归以来,香港电台(港台)一直用公帑(其编辑和制作人都是公务员)宣传“香港反华乱象”,这是众所周知的。更有甚者,今年3月底,她的女记者唐若凯以拜访世卫组织总干事助理的名义,约台省加入世卫组织。期间,该女记者三次逼问卫生高官,为何省在不考虑其世卫组织成员身份的情况下成功抗击疫情。最后,高级卫生官员决定挂断视频。现实情况是,事发已近两个月,女记者唐若仪和导演梁家荣依然无动于衷,没有被调查。然而,这是一个“一个中国”的问题,怎么能仅仅通过发出声音来解决呢?
港台记者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与世卫组织官员联系。
这次考验风波和香港电台以往的“”运动充分显示,在以敖为骨干的“港人治港”下,民族尊严、民族痛苦和民族感情不会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如何将AO系统“非殖民化”,是香港无法回避、国家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短期来看,奖惩是最好的办法。比如这一次,在舆论的沸腾下,既然教育局说“题目没谈空”,那就是真的调查了。不管是谁,都应该受到惩罚,是时候清理门户了,而不只是说说而已。
本文作者冯伟光是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统筹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