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源于沉淀 说到史记，当然最著名的是司马迁的一句话“研究天人关系，可以借鉴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十五个字简洁地表达了《史记》的主要内容和历史观。
“研究天人关系”说明《史记》的根本旨趣是探索天人关系，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就整本书《史记》的章节设置而言，该书基于“天人之际”的相关概念，寓意“天”主宰“人”，“人”符合儒家经典对“天”的思考。
西汉哲学家董仲舒结合儒家思想和阴阳学说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学说，认为天有意志，接近于一个人格神(指有人格的神或仙)，天灾是对人类不道德的谴责，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司马迁曾师从董仲舒，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引用了这个流行的观念。如《天书·史记》说:“日变修德，月变存刑，星变和合。天之所变，多余之所占。”不同的天文变化指导着世界上不同的政策。人间的成功来自天道的赏赐和“阴德”
但在更多的地方，司马迁也怀疑过这个概念。比如《史记·伯夷列传》中，伯夷、舒淇为好人饿死，颜渊因才早逝；然而，像小偷这样的恶人，却可以享受荣耀而死。“所谓天道是恶而不恶？”司马迁认为这种归于“天”的因果论缺乏事实依据，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颇为新颖深刻。
此外，司马迁的“天人之学”更多的是指历史规律和历史命运，即“天人之学”要与“通古今之变”联系起来，才有历史哲学的深度。其核心是历史走向的不断变化，用来对历史整体进行彻底的记录和解读。
《史记》继承了《春秋》中“做事不动笔”的传统，有“不在人间，所以不可能”的观念，清代方苞尤其推崇其“义法”。因此，整部《史记》，尤其是属于专史的八部书，既是对现有档案史料的编纂和综合，也是把握历史变迁的关键点，是后世史家所不及的。
司马迁在评论秦汉兴衰得失时指出:“秦自称帝以来，战乱不断，战乱不断，又有诸侯，所以未能封名城，灭之，灭之，永保太平。但王者之迹的兴盛始于鲁巷，与相结合。三代传之，秦之禁，适有才者也。”大意是，秦国废除诸侯分封制，本来是为了加强集权，维护统治，但同时也正好为刘邦建立事业提供了条件。
对整个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了如指掌，这是司马迁历史洞察力的突出之处。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认为原因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不同”，既论述了现实的大势和谋略，又注重了行政是否得民心。他在《楚原王家》中简洁地总结道，“国欲昌盛，必有吉祥，君子用之，小人退之。国将亡，贤将藏，乱臣贵。”以君子和人才的进退为历史的主宰者，表现出对人的主宰的崇尚，对民心的重视。这些思想贯穿了整个《史记》。
“承上启下”除了宏观抽象的“天命”，具体寄托在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和具体人物的描述和评论上。这些意见很多并不受制于主流观念，而是司马迁作为“好历史”的独特见解。比如《史记》“编年史”主要记载历代帝王，但司马迁特别包括项羽，他只是取得了短暂的成功；《世家》主要记载的是世袭诸侯，但其中也包括只有他的学校继承的孔子，以及反叛秦的陈胜，对他们的评价很高，在当时都是相当进步的历史观念。另外，司马迁虽然生活在汉朝，但他也批评过汉朝皇帝的缺点。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气，在历代正史中并不多见。
《史记》作为“一家之言”，不同于后世的正史著作。整本书情感饱满，意气风发，叙事比小说生动。鲁迅特别用“史家绝唱，空白诗《离骚》”的十字架来赞美自己的文学成就。
弘扬和崇尚个人才能，尤其是英雄主义，是司马迁历史观的重要特征。《史记》一百三十篇(清代吴建四《史记论文》)，能根据历史事件调整文笔，并给予独特评价，往往把《史记》视为后世古文、小说中的“教父”。
《史记》也有一定程度的“好奇”倾向，其写作风格和故事本身就颇具戏剧性，因此能赢得读者的共鸣。比如著名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左传》、《国语》等书都相当简略，并没有涉及到托付孤儿、拯救孤儿的事情。而在《史记·赵氏世家》中，司马迁以小说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程英、公孙等人的英雄壮举，直接成为后世戏剧《赵氏孤儿》的蓝本，浸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中。从史料的角度来看，这个记载只是一个“孤立的证据”，不够简单，不足为信；但从其影响来看，司马迁的笔墨足以撼千古。
再比如刺客和游侠的描写。在东汉班固的《韩曙》中，这类人被认为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应该受到压制。但史书记载:“今游侠虽行不正，言出必行，行必有果…..要看他们的功过，侠义事迹可以忽略不计。”司马迁的态度是，游侠虽然不被一般的“正义”所认可，但他们的品质和精神是有价值的，对社会是有积极影响的。
在上述理想化的认知下，司马迁的作品充满了不平，“慷慨相询，叹息转身”，让人觉得“读《游侠传》，就是想自杀”(明茂昆《太守与蔡白石书》)。总之，司马迁在“愤著书”的时代背景下，高举个人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内容来自中华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