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源于沉淀 方志鼻祖蜀史巨人。
——舒大刚(四川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千百年来，成都不仅传承了灿烂的巴蜀文脉，也书写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天府文化。其中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华阳国志》由东晋史学家常渠所著，影响至今。
常渠(约公元291 ~361年)，字将军，江源(今成都崇州市)人，东晋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常渠出身“文学世家”，叔父常宽得知《易经》和《尚书》的真实故事。在韩成期间，他曾是散打的常客。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灭蜀为汉。常渠入晋后，致力于修史，著有《华阳国志》和《李树书》。
昌渠所作《华阳国志》记载了四川、云南、贵州及陕甘鄂部分地区的史实，最早可追溯到开天辟地之初，止于金永三年(公元347年)。它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
为什么昌渠《华阳国志》不以巴蜀命名？
在四川图书馆560万卷的庞大藏书中，《华阳国志》是镇馆之宝。这部史书记载了从上古到东晋永和三年间巴蜀的史实，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堪称地方志的“鼻祖”。《华阳国志》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中国科技史上“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精华之一”。其作者常渠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被誉为“中国地方志鼻祖”。
常曲出生于一个文化世家，并受其家庭的影响。他从小勤奋好学，少年时在蜀中以博学而闻名。长大后，常渠顺利进入成汉政权。他最初被崇拜为历史学家，后来被提升为散骑的常侍，参与决策、管理文书、传达诏令。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常渠利用工作之便，阅读了大量政府史馆书籍，储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为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末，东晋大将桓温率兵攻打蜀国。从国家统一和人民幸福的角度出发，常渠敦促汉武帝施立投降。“在乱世流民四散的背景下，常渠既是巴蜀地区的典型代表，也是常氏家族文化的传承者。他还能够顾全大局，了解全局，对当前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四川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舒大刚说。
东晋统一巴蜀后，常渠随桓温到建康(今南京)，入秘阁，主管工程。在建康，常渠运用毕生所学，在永和四年至十年(公元348-354年)的六年时间里，在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书《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的写作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舒大刚说，客观来说，巴蜀地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存在和文化区域。巴蜀历史有必要被记录、保存、传承，但在中原正史中关于它的文字却寥寥无几。因此，巴蜀的一些有识之士自发地写起了巴蜀史。自东汉以来，巴蜀地区就有记载乡贤的文化氛围。主观上，常家有重视历史的家族传统。比如常宽写的《后蜀实录》、《后贤列传》。另一方面，昌渠进入东晋政权后，不被重视，于是埋头专心研究历史。历时六年，终于完成了12卷本的《华阳国志》，这也体现了巴蜀人“扶危济困，兼济天下”的气魄。
“另外，他的书以华阳而非巴蜀命名，也是雅俗共赏。”舒大刚说，华阳位于华山之南，是大一统国家下的九州之一，是中国大历史背景下的巴蜀文化，这也体现了昌渠广博的学识和家国情怀。
始于上古，下至晋代的《华阳国志》，堪称“方志鼻祖”
常曲出生并成长在成都崇州市。如果你去崇州市，不妨去常渠广场和华阳国家档案博物馆，寻找常渠的人生轨迹。在长渠广场，有一座长渠铜像。他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华阳国志》，皱着眉头沉思，严肃中带着几分自信的微笑，板着脸。如果走进华阳国志馆，还能看到《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古蜀风流人物、历史典故、民俗风情、自然山川。
许多人钦佩常渠，其中一些人被他努力学习的精神所感动。据了解，常曲从小受家庭影响，尤其是受其叔叔常宽影响，遍读家书。上学路上也很勤快，很努力。有战乱，没书读的时候，他就在废墟里找书读，深入大山向四川名人范长生取经。他深受范长胜的赏识，推荐他到韩成当史家，这为常渠撰写《华阳国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地方文献自古有记载，《华阳国志》一书超时代、超地域。昌渠在古代地方志中结合了历史、地理和人物，创造了一种体系完整、内容丰富、记载生动的地方志体裁，堪称“地方志鼻祖”、“地理英雄”。华阳国志全面继承了西汉以来的八部《姬叔》、《历代正史》等地方文献，完整地构建了一个北起汉中(今属陕西)、南至华南(今属云南)、东至湘鄂西、西至甘青，起于上古，止于进士，以研究西南山川、河流、历史、山西的广阔地域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长曲秉承“达德、普法、律令、通古今、立功、育人”五大写作原则，集地理、历史、人文、科技、信仰、哲学于一炉。通过《华阳国志》一书，中原人对巴蜀文明有了重新认识，论证了“蜀学先于中原”的蜀学渊源。
这本书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高度赞扬和推崇。叶凡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李道元的《水经注》、唐初编纂的《晋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是以《华阳国志》为依据的。
红星新闻记者邱俊峰曾琦编辑李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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