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源于沉淀 叶圣舟
“九一八事变”前夕，郑振铎告诉顾颉刚，“上海有传言，北平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个是，一个是傅，一个是顾颉刚”。三位大佬都比马壮，各按各的一面，在全国学术界都很有名。胡是大学文学院院长，教育文化基金会理事，并师从耿之美；在有这样的机构，一手抓胡适漂亮的耿体，一手抓朱家骅、杭的体。顾颉刚是有成绩的。擅长办学术刊物，能出学术成果。
三位老板吸引“员工”的风格也各有千秋。“胡适以名取人，傅斯年以势挖人，顾颉刚以情感人”。傅老板和顾老板是北大同学，新文化运动领袖。他们在新潮社并肩作战，共同筹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遗憾的是，两者矛盾不可调和，背道而驰。傅斯年盛气凌人，先后与鲁迅、顾颉刚绝交。
鲁迅愤然离开中山大学。
鲁迅对顾颉刚的偏见极深，曾多次嘲讽、抨击顾:“这一代人的阴险本性不改，不久自然会排挤、谋取私利。”顾杰刚鼻子红红的，俗称“酒渣鼻”。鲁迅在私信中常常用“红鼻子”、“鼻头”、“红鼻子”不客气地称呼顾。他甚至把顾的恶称为“梅毒”，说“不是和鼻子一样，而是和梅毒一样大，真不吉利”。
鲁迅
1921年底，鲁迅暗指《阿q正传》的名字是“阿桂还是阿桂？”“我只希望胡适之先生那些有‘历史瘾、考证瘾’的弟子们，以后接受考验。顾颉刚的女儿顾超在《我的父亲顾颉刚: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中回应，“这是对胡适考证《红楼梦》那年春天，他父亲帮他搜集曹雪芹家世等史料的嘲讽。”
鲁迅在小说《治水》中，塑造了一个可笑的“鸟头先生”，他的鼻子是红色的，鼻子是紫色的，耳轮和鼻子都是红色的，暗指讥讽。所谓“鸟头”，就是从“古”字中分裂出来的。根据《说文解字》，“聘”是一只鸟的名字，“页”的本义是头。鲁对顾恨之入骨，甚至多次根据顾的生理特点进行人身攻击。主要原因是一起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案件。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独创的一部历史巨著，比如它一针见血地批评《三国演义》“力图表现刘备之长而厚，而似虚，又似诸葛亮之智而近妖”。鲁迅死后，苏对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经常被鲁迅骂的胡适，仍然相当公正地为鲁辩护:“他有他自己的长处。比如他早期的文学作品，比如他对小说史的研究，都是很优秀的作品。”顾颉刚认为，然而这本书引用了日本学者严谷文的《支那文学言论》的大意，却没有表明有抄袭之嫌，并告知鲁迅的对手陈垣(笔名:陈西滢)。陈儒得到了宝藏。1926年1月30日，他在《晨报》副刊《志摩》上公开披露，指责鲁迅抄袭。
鲁迅极为愤慨，视之为奇耻大辱，一直难以释怀。顾颉刚在日记中分析，鲁迅被嫉妒、被排斥的原因有四个，第一个是揭露严谷《小说史略》一书抄袭。
2月1日，鲁迅发表《不是一封信》，公开回应说，“严谷的书确实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28篇小说中的第二篇就是以它为蓝本的，还有《红楼梦》上的一些点和贾家的一张家世图，但只是一个大概，顺序和见解大相径庭。”
1935年12月31日除夕夜，鲁迅又重提此事:“男盗女娼，是奇耻大辱。十年来我一直因为抄袭而声名狼藉，现在终于可以卸下包袱，打着“卧狗”的旗号来回报自称“君子”的陈远教授了。死前44天，他说，“我有很多敌人…我不会原谅他们任何一个人。”
1918年5月15日，周树人的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发表，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傅斯年称赞《新潮狂人日记》(出版社:出版时署名“记者”)是“中国第一部好小说”。
前三天，傅斯年在《新趋势》中称赞它。“《新青年》里有一个鲁迅先生，有一个唐逸先生，能写出有内涵的文章。…..真的是《新青年》里的健康人。”事实上，“鲁迅”和“唐逸都是周树人的笔名。一般来说，周树人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署名“鲁迅”；发表杂感和新诗，署名“唐逸”。
1919年4月16日，鲁迅给傅斯年回信道歉说:“狂人日记太天真，太爱出风头了。按艺术来说，不应该”。同时，我对《新潮》的出版提出了很多意见，比如:“纯科学文章不要太多”；最好是“为他的旧病刺中国几针”，“坚持讨论讲科学”；“《新潮》里的诗有点单调，因为描写多，抒情少。”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猛将和战友，无论是鲁迅的《呐喊》，还是傅斯年的《新潮》，都有一个默契的共识:“我要做几个新的创造者，来打破中国的孤独。”
傅斯年傲慢自大，有强烈的领导欲。留学前比较克制，对鲁迅毕恭毕敬，给鲁迅回信，署名“敬他一年。”他在留学的时候表现出对鲁迅的不尊重，或者说鲁迅的光环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了。他写信给罗家伦，说:“盖剑词苦，桐柏得其锐薄(轻而锐)，周二周二得其酸刻。他们的酸没什么好说的。”(按:佟波是，周是，周作人是周作人。)留学后，傅斯年以中山大学大四文科生的身份回国，与中文系系主任、教务主任鲁迅发生了直接的交锋。1927年6月27日，顾颉刚在给的一封信中评论说，傅是的领袖，“因为他有纵横捭阖的才能和资历，虽然鲁迅不能取胜”。
在朱家骅的坚持下，坚持要把一向被鲁迅看不起的眼中钉、肉中刺顾颉刚任命为教授，“成立中国东方语言和历史科学研究所，并把鲁称为文科在那里的障碍”。1927年4月初，鲁迅听说顾可能来，就在扬言:“我鼻子来了我就走”，“顾来了周就走”，“他来了我也走”；同时抱怨“傅是美男子，鼻子是军师，其貌可想而知”。“之前没想到(傅)是这样的人。”
顾颉刚心里很清楚，他之所以能顶住鲁迅的威逼，进入中山大学，全靠“向贤先生(按朱家华的说法)和孟真的好意”。他向胡适先生报告，“孟振强来广东后，让我当了历史系主任”；还自嘲自己“在厦大和CUHK处处被排挤”“我真不知道我上辈子做了什么，但这辈子被几个绍兴小人戏弄过”。
不仅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难以调和，而且鲁迅与朱家骅、傅斯年、中山大学的政治分歧也在拉大。从1927年到1928年，“整肃党”的风暴，“对的不同态度(傅斯年赞成，鲁迅反对)使他们逐渐疏远”。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何思远回忆说:“有一次看到和鲁迅吵架，傅哭着喊着。”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运动后，留在广州的李、和发动了“四·一五”清党运动。4月15日，数百名CUHK学生被捕。当天下午，鲁迅召开紧急会议，以教务主任的名义解救被捕学生，说:“我们要像学生家长一样，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保护他们。”
坐在鲁迅对面的朱家华反对道:“逮捕学生是政府的事。我们不应该反对政府。”鲁迅反驳说:“五四时期，学生被抓走了，我们解救了他们，甚至不惜发动全国大罢工。当时朱家华、傅斯年、何思远都参加了。我们都是五四出身，都是北大派。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营救几百名学生呢？”朱家骅继续坚持:“那是反对北洋军阀。现在是我们自己的世界，教育要有领导来进行。”
紧急会议告吹了。4月18日，顾颉刚到达CUHK，火上浇油，刺激了鲁迅。4月21日，鲁迅提出辞职。由于鲁迅反对上CUHK，学生们抱怨他排挤鲁迅，傅斯年立即辞职。鲁、傅各以辞职要挟，主持校务的朱家骅更是“得过且过”的高手:准许鲁迅休学；用钱把顾颉刚送到上海、北京，给学校买旧书避风头；让学生投票决定鲁、傅、顾的未来。三位都是名师。”会议的结果是，CUHK学生主张这三个人都应该留下来.”。鲁迅在愤怒中没有复职。
1927年5月30日，鲁迅在给张廷谦的一封信中，否认自己离开中山大学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指责顾颉刚和傅斯年“宣传我关于政治的离开，目的在于攻击我”，对“因为他亲共而逃跑”、“管他呢”等谣言也懒得反驳。
但根据中山大学官网发布的“中山大学概况、CUHK历史、朱家骅经理”专栏，鲁迅来到中山大学，与政治密切相关。在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支持下，他被聘为CUHK大学教授。1926年8月，决定云、邓中夏代表广东区委，请朱家骅发电报，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指示一切”。1927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广州，定居上海。
傅斯年和顾杰刚分道扬镳。
一山不容二虎，尤其已经有一只“霸王虎”了。傅斯年评价“史学的中心论题”是顾颉刚的《层层堆积而成的中国古代史》，曾盛赞罗嘉伦、姚从吾等史学专家，“颉刚为史学之王”。他还告诉中山大学的学生，“顾是北大文科十几年来最有学问、最有成就的毕业生之一。我自己都不敢期待。”
顾杰刚
作为新潮的战友，顾颉刚曾对傅斯年说，“在我的老师和朋友中，你是我最尊敬的人。…..希望你有空时常听我的劝告，教我走正道。”他还自称是“忠实的会员”，多次写信给傅，讨论杂志的风格和内容。比如跟傅说“我一直希望我们的《时尚》杂志有真挚浓重的感情去感动社会”；坦率地说，“你们的同志希望(按罗嘉伦的话说)在这些问题上走向文学，我有点失望”。
在排除鲁迅之后，傅与顾仅共事七个月，因性格冲突、学术分歧而成为朋友。1928年，顾颉刚在给老师胡适的一封信中多次表达了对傅斯年的不满。”孟真是一个能读书和做事的人，但他太偏离轨道了。”“他的多才多艺毁了他。我们多次嘲讽他，他就是听不进去。”请胡适“不要告诉他我对他有什么不满，因为他脾气不好”。
4月29日，两人的矛盾总是爆发。顾颉刚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那些性情极其矛盾的人，极其害怕做事，却又极其愿意做事。孟真不想让我做什么，也不想让我管得太多，所以他不同意，今晚还骂了我一顿。”1973年7月，顾颉刚补充了1928年4月29日他们辱骂话的故事:“孟真以家长作风欺负我，我怀疑我是想培养一批年轻人，抓住他们的长处。付出的本性是固执的，不能被它所制服，所以我和他决裂了，十五年的友谊也破灭了。”
8月20日，顾颉刚写了一封5000字的信向胡适诉苦，但傅斯年反对他去燕京大学，“骂我忘恩负义”，甚至扬言“如果你离开CUHK，我就到处消灭你，让你无处可去”。顾也不是吃素的，固执地表明，“已经无法与我拉近裂痕，而且看起来几乎像是我的叛徒。我永远不会把我的身体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我的党而牺牲我的前途”；“我必须生活在他的控制之下。结果不仅无效，反而激起了我在北大时的美梦，愤恨我的自由被名利禁锢了！”
这封信是对前两天收到的胡适来信的回复。胡适在信中“疑我因骄傲而树敌”，在傅斯年看来更有道理，而让顾颉刚感到委屈和受阻。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写一封致仕先生的信，约5000字，痛苦两年”；“如果你担心这个，每次都得不到老师朋友的解决，就会被迫做事，失去自我。你能怎么办！”
1929年2月，顾颉刚悄然离开广州，不辞而别来到北平。同年9月，他被聘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又分别写信给戴和朱家骅，辞去中山大学教授职务。傅斯年被这个有才华又不听话的同学迷住了，总想再钓他一次。
顾颉刚毫不动摇，好马坚决不吃“回头草”。3月25日，他请胡适“劝不要拉我，但我与有矛盾，丐帮急于在种种束缚中拔出这具躯体”。中句言不由衷，骗不了胡适。这两个学生的观点是什么？矛盾不可调和，已经化为乌有。
傅斯年从未放弃。10月10日与顾颉刚到陈家看滦州皮影戏时，劝顾回“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全职研究员，月薪400元。顾还是拒绝了，在当天的日记中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既然付出是出了是非之圈，又何必投资呢！”
1931年，考虑聘请顾颉刚为北大教授，但顾拒绝了，并写信给胡适，理由有三:一是听说有意聘请钱穆为北大教授，我要钱，钱是愿意的；第二，我能教的课都教了，钱的知识比我扎实；3.如果北大要钱，不如问我，因为我有虐，他没有。
傅斯年和顾颉刚这两朵“奇葩”，爱恨交织，都有着坚强倔强的性格，矛盾螺旋更深。知根知底，对对方的性格缺陷了如指掌，极度情绪化，是典型的“针尖对麦芒”。有时候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为了日常琐事挖坑，故意给对方“挖坑”。
傅斯年
顾颉刚决心不与在广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摆脱傅的束缚和行政事务，只在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特约研究员，留在美国人赞助的燕京基督教大学做学术工作，写专著。在教会大学教书和学习并不意味着成为被征服的人，更不意味着背叛国家，这是常识。傅斯年大怒，上书顾，故意找茬:“燕京能爱什么，是不是该先做好亡国准备？”顾在1931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反驳说:“我进燕京是功过，百年后自有公论，不必分辨”；“中国的学校里有很多外籍教师。这个外教是不是也在准备亡国？”
六天后，顾杰刚没有屏住呼吸，但还是要分辨。期末为燕京学生监考时，他起草了给傅的回信。当初他抱怨“知我者如兄弟，不知我者如兄弟”。他还把新旧账一起算，发泄不满:“我哥这辈子从来没这么生气过，眼睛都黑了。既然我哥对我这么好，那他就是要和我分手。”“这件事我哥可能会忘记，但我哥会深深记住。”“哥哥永远不会成为外国的奴隶，除非他是奴隶。”
在顾信挖出的“旧账”，气得“眼前一黑”，“理论上分手了”，这都是接站的小事。在其他人看来，这并不严重。当从上海去北平的时候，顾觉得几个月前在长堤上为他送行。“不来了就走了，太不像话了”，他亲自去火车站接他。
我没想到傅斯年会把他的好意当成驴的肝和肺。当着他和赵元任的面，他提出第二天到车站去见清华大学的院长杨振声，以便在清华大学谋得一个职位。其实讽刺顾谋职是拐弯抹角的。他来接站另有目的，希望能在清华谋得一个教职。因为傅本人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不会找清华兼职；赵元任是清华的教授，所以没有必要申请清华的工作。顾当然听出了傅的言外之意，场面隐忍，但一直憋在心里，直到6月18日，终于憋不住了，累积的怨气一起爆发了。
6月18日，这封监考时写的长信没有发出去，相当于写日记。原来是顾颉刚的原音尹律安“劝不要送，不要多言，(给)听听”。然而，傅斯年并没有停止。6月24日，他向顾交代，6月12日写了一封信，挑衅顾回信。没想到，没有收到回复。出乎意料的是，我并不喜欢顾一贯的斗士姿态。顾在日记中承认，是“老老实实认识我的，早在意料之中，并不是因为安全的阻力”。
1941年，傅斯年因严重高血压住进重庆市中心医院。他自己和他的朋友都不看好他的病，更不用说生气了。顾杰刚前来探病慰问。这两个极其自负、固执、没有耐心的“老板”，竟然因为争抢学者和人才，在病房里吵了起来，关系更加僵了。
顾气愤地说“北大一定要毁”。傅也生气了。既然你的目的是摧毁北大，“你以后就要和它分手”。6月18日，傅斯年还致信朱家华，指责顾颉刚“近年来名不副实，留下更多人来编辑”，“所有与他共事的人最后总是引火烧身”。
研究院首任院士提名
1943年8月22日，顾颉刚最信任的学生兼助手赵振鑫给老师写信，谈中山大学同事对顾颉刚和傅斯年的评价:“论忠厚老实，应提拔我的老师。若说谁合适，吾师不如傅老师，吾师每一句台词都是温暖亲切，而傅老师则是严厉，赏罚分明。”
在赵个人看来，和陈远的问题是“几个人小、私、专”；顾颉刚的问题是:“感情很冲动，这让他做的事不合适”，“他既不会识人，也不会察言观色”，“他对自己的物质大材小用，却经常被奇怪地利用”，“谦虚之外，在中国固执，任性，任性，多方树敌，接近瓦解”，“当他爱了，就会放下。”
一个星期后，赵振鑫又给顾写信，觉得这位老师“厌倦了书生气，一冲动就得罪人很多”。“机器力量”一词，远不及冯志生先生(冯友兰著)和傅先生”。1943年9月7日，顾颉刚写下“好朋友的话，应该是对号入座”。
1946年12月16日，为了庆祝第二天的北大校庆和胡适的生日，南京100多名教育工作者聚餐叙旧。傅斯年出席并发表讲话。和顾杰刚握手时，他有意无意地“扭了扭头脖子”。敏感而自尊的顾无法释怀。当晚10时，他在给第二任妻子张静秋的家信的结尾，直呼其名:“傅斯年真没什么”，“这个狂妄的人迟早要失败，失败后一定还会再来巴结我”。
1947年5月，研究院开始遴选第一届院士。胡适和傅斯年分别有一份人文组的推荐人选名单。温文尔雅、与人关系良好的胡适不提名自己，而在美国治病的傅斯年一点也不矫情。他致信胡适，列出人文组21名候选院士，其中包括6名历史学家。继著名的“二史”(陈寅恪、陈垣)之后，第三人是“傅”。由此可见气质、行为、操控性的差异。
傅斯年确实“欺负人”，但这并不掩盖它的缺点。很多情况下，“恶霸”是基于正义、公共利益和商业。傅与顾的关系虽长期恶化，却疏于沟通。然而，在傅斯年的推荐名单中，他仍然提名了顾颉刚，不顾过去，名列“历史”第四，仅次于他自己。相反，胡适的推荐名单并没有提名顾颉刚。结果毫无悬念。“三大佬”胡、傅、顾都当选为第一届中研院院士。
客观地说，胡适和傅斯年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派别和圈子。没有“入圈”的学者很容易被边缘化，学术资源和学术进步要小很多。好在他们的人品和眼光都挺优秀的，很看重人才，知道人才，培养人才。以研究院首任院士提名为例，胡适提名17位院士，14位当选；傅斯年提名了21名院士，19名当选。
(原注释省略)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