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源于沉淀 作者: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改革开放后，作为最早考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两个老同学就是在听袁兴培的讲座、读袁的作品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我看过他的大部分作品，但是最近看了袁兴培的文集，还是很震撼的，因为这十卷都是他个人的成果，不包括论文和与他人合作的作品，这些未集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如果联系到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地域文化概观》《十三经新编注本》等重大项目，再加上《中华文明之光》，以及60年代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等集体项目，就可以看出袁老师的工作量实在惊人。我没有能力对袁先生的全部学术贡献做出全面的评价。这里只是对他在古诗词研究上的成就和思维方法的两点思考。
故宫博物院藏焦炳振陶渊明归途演讲图扇页
首先，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如何处理文学、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成为近二十年来的一个重要课题。理论上大家都知道，文学是标准，文学是基础，文化是必要的视野，三者缺一不可。但由于学者的天赋不同，在研究实践中很少有人能兼得。袁老师为当今学术界树立了榜样。他不仅有《中国古典小说书目》、《山海经初步研究》等书目文献集，还能在掌握大量文献版本的基础上研究作家作品。此外，他还能结合思想和学术文化背景深入研究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如魏晋玄学、魏晋风流生活、历代书画艺术等等。同时，在处理三者的关系时，始终以文学研究为基础，并于80年代初以诗歌艺术研究而闻名于学术界。他在透彻理解作品的基础上，把博览群书、精读精进、品味深刻、理解精彩结合起来，力求每部作品都有一个制胜之策，兼顾诗歌艺术理论和艺术史，从文学现象中总结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首先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朦胧美、意境美、意象美以及音乐美、人格美、自然美等方面阐述了中国诗歌艺术的内涵。袁老师对艺术理论的研究有两个方向。一是联系诗歌创作实践，阐释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些重要理论概念，如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纠正了当时很多人认为“意境”一词源于王国维的误解，阐明了意境范畴在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中是如何形成的。还指出了意义与语境交融的三种方式:从“意境的深化与发展”、“意境的个性化”、“意境创新的重要性”等方面，分析了“诗人的意境、诗歌的意境、读者的意境”、“语境由象而生但又超越象”的问题。论述的视角大多来自袁先生本人的阅读经历，因此不仅全面深刻，而且具有创新性。再比如“天趣”在中国的诗词书画美学中是一个很难解释清楚的概念。袁先生从“趣”的起源入手，分析了历代美学理论中“趣”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原理，表现出他善于用清新通透的语言准确解析古人复杂玄妙的印象评论。袁先生艺术理论研究的另一个方向是从大量具有当代学术思辨性的诗歌文本中总结出诗歌艺术表现的一些规律，这比第一个方向更具难度和前瞻性。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自己的阅读理解，提炼出古人尚未论述的理论问题。例如，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我们指出了五种情况:双关意义、情感意义、象征意义、深层意义和言外之意。他们每个人都引用诗歌实例，以精彩的分析来支持论点，最后总结出所有这些多义性，这是中国古典诗歌含蓄蕴藉的主要原因。再比如对诗歌语言的音乐美、屈原和杜甫的人格美与其诗歌风格的关系的探讨、从魏晋视角对语言与思辨关系的分析，都是袁老师开创的研究视角。
袁老师在诗歌艺术研究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对当今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近十年来，文学研究回归古代文学的呼声很高，但进展缓慢。问题是诗歌艺术本身的研究很少有重大的创新突破，很多学者对如何深化文艺学研究缺乏认识，袁先生以其研究实践为诗歌艺术理论的进一步探索指明了两个重要方向，值得后世学者深思。
其次，袁先生对古代经典作家的研究与他对诗歌艺术的研究具有同样的范式意义，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一个时代文学的成就往往是以其代表作家的水平来衡量的，所以对伟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针对目前该领域研究相对薄弱的情况，他提倡以大作家、一流作品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来推动整个文学史学科的发展，使学科的进步不仅表现在范围的扩大上，更表现在深度、高度和创新上。这一观点极为精辟，尤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他本人也以自己的研究实践展示了如何从多学科的广阔背景中拓宽思路，提出新的问题。这种范式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仔细阅读经典作家的视角。早在80年代初，他就写过一系列作家研究的论文，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到苏轼、陆游、辛弃疾，都关注大诗人。90年代，他潜心研究陶渊明。《袁兴培文集》共三卷，都是研究陶渊明的成果。他很多论文的选题本身就体现了对课题研究价值和意义的判断能力。二是对伟大作家进行全景式研究的方法。以陶渊明为例，袁先生将陶渊明置于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诗史的背景中，综合运用了理论、考证、诗文、时代、作家、作品等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切方法。对陶渊明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各种方法的运用都是卓有成效的。就考证而言，他以极其缜密的思维逻辑论证了陶渊明76岁去世的观点。我第一次看这篇论文的时候不敢相信这个结论，但是我仔细推敲过论文中的每一个论点，每一个判断，看了两遍之后，不得不为整篇论文的逻辑说服力所折服。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使《冀涛》中的大部分问题得到了合乎逻辑的解释，而且根据本文所用的科学方法提出了四条考证原则，很有启发性。其余如研究陶渊明的哲学思想、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关系、陶渊明与晋宋政局的关系等，也是结合陶渊明所处时代的政治、学术、文化背景深入分析作家思想境界的精彩范例。特别是联系历代“和陶诗”的文化意蕴和对陶渊明目录的研究，表明陶渊明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把陶渊明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有同行学者称赞袁先生“与众不同，独树一帜”，“他扎实的基础和可靠的资料积累，对文本的认真研究和独到的艺术见解，人格研究与作品研究相结合，艺术鉴赏与哲学思维研究相结合，都会给后世学者以深刻的启示”，这些特点在他的陶渊明研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以上两点感受，是对古典诗词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的思考所致。从以上两项成就，不难理解袁先生所倡导的学术气候和格局:能够全面掌握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方法，具有渊博的学识，对选题有准确敏锐的判断，是学者有大气候和大格局的重要原因。但对袁先生来说，还有一个独特的原因，即他的研究是基于中国文学史发展趋势和中华文明兴衰的宏观视野，是基于建立民族诗学和寻找中华文明历史启蒙的深层思考，这使他的学术著作具有了明确的当代意义。虽然这种境界可能是当今大多数学者达不到的，但至少可以窥见气象和格局的内涵。我想这是袁兴培的著作对后学最重要的教训和启示。
《光明日报》(2021年6月19日第11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