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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我剖析材料

作者:陈若仪 什么是“无名之辈”,在不同的背景下有不同的理解。在当时的人眼里,杨贵妃的三姐郭夫人,反正和“无名小卒”二字无关:她出身名门,是武则天母系的远亲。在得到贵妃的宠爱后,她“出宫,理国”(《资简》

作者:陈若仪

什么是“无名之辈”,在不同的背景下有不同的理解。在当时的人眼里,杨贵妃的三姐郭夫人,反正和“无名小卒”二字无关:她出身名门,是武则天母系的远亲。在得到贵妃的宠爱后,她“出宫,理国”(《资简》),可谓高贵而受人尊敬。但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名之辈”:正史没有专门为她立传,关于她的记载也只是在别人的事迹叙述中提及,或者只从文艺作品中找了几句,甚至没有人知道她的确切姓名和年龄。

对于这样一个角色,无疑是很难研究的,也许只有有限的材料才能穷尽性地探索。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挖掘有什么意义?哪里可以帮助现代人观察历史?

兴起于七八十年代的微观史学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从具体的人或事入手,可以回顾背后宏大的历史背景。从这个角度来说,挖掘小人物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小人物本身,而是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去观察整个历史时代。

李志胜的《唐代郭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以下简称《郭夫人》)当然可以嵌套在这样一个框架中:通过郭夫人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窥见唐玄宗时期顶级贵族女性的生态,甚至可以把视野扩展到盛唐时期的整个社会生活。但如果就此止步,这本书的意义还是有限的。毕竟近几年来并不缺乏对唐代的日常研究,而这本书也并没有在这一领域取得标志性的突破。那我们能不能跳出这种思维定势去研究所谓的历史小人?我觉得《郭夫人》这本书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文本记录

进化中消失的“自我”

历史人物能进入当代读者的视野,主要靠文字记录。关于夫人的文字记载可谓少得可怜,但《郭夫人》一书经过精心的整理,使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郭夫人形象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因素。

面对历史文本,读者往往会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所读的一定等于真理吗?《郭夫人》一书就回应了这一点:“由于‘过去’的对象本身无法再现,所以人们只能通过‘想象’在意识和话语中再现。因此,所有历史的再现都不可避免地含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但想象和虚构的东西不是空产生的。他们要么受限于记录者的认知,无意中留下了不真实的记录;或者记录者出于某种明确的目的有意处理和重新创造历史。所以郭夫人的长相就在这种无意有意的方式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通过对《郭夫人》的分析,从唐代到清代,郭夫人的形象经历了一个从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乱\”与\”女祸\”,到逐渐脱离政治因素,成为一个以\”情\”为中心的角色和\”素颜\”的象征的变化。这种改变应该是比较“有意”的。在谈到唐代郭夫人的文字时,李志胜提到:

(唐代文)记录郭夫人的重点不在于她个人的生活经历,而在于与政治人物或政局的联系…文人政治家记录郭夫人的出发点必然是基于政治借鉴的需要。

五代两宋时期,随着《唐书》和《子简》的问世,这一思潮影响深远,郭夫人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红颜祸水”的标签。但在盛唐的回声渐渐远去的元明清,人们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了她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她让人联想到各种高贵典雅的植物:海棠、梅花、白牡丹、白莲花…人们似乎忘记了她与安史之乱的联系,只关注花与她容貌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文中还保留了批判郭夫人私生活放荡的内容,但此时作家的关注点已经转向了“情感”——她与唐玄宗的特殊关系和安禄山的暧昧成为描写的重点。“郭太太”总结道:

元明清时期的《郭夫人》文本从唐宋时期的主体现实主义倾向走向了审美与戏剧冲突的方向…诗人将主观感受投射到物体上,赋予物体意义,产生了融景、寓情于景、借物抒情的功能。这种用法的中心在于作者的“感情”和“环境”…在清代的戏剧和小说中,“感情”

在这样一个文本演变的过程中,郭夫人本人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她更像是一个掂量的工具:当需要一个负面形象作为参照时,她与杨家一起来扮演灾难的角色;当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人们不再迫切需要借用她来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她素颜不施粉黛的美丽得以凸显,与各种象征纯洁优雅的花意象不谋而合,成为文人雅士抒怀的经典。她与唐玄宗、杨贵妃、安禄山等人物的情感关系也成为描述戏剧冲突的绝妙素材。至于真实的郭夫人是什么样的,有过什么经历和思想,都不是关注的重点。在这千变万化的书写中,作家的“自我”是突出的,而郭夫人的“自我”是隐藏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对郭夫人的再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女作者,不止一个女诗人,借用郭夫人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意趣和审美。一个女人隐形的同时,后世还有几个女人,还在发出“自我”的声音。

日常生活

旧纸堆中的新生命

如果说郭夫人文本的演变主要反映了后世作家的时代环境和心态,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把视角转回郭夫人本人。毕竟她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完整的生命历程,而不是虚构的艺术角色。

在《郭夫人》中,有两个词我们耳熟能详,但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却很少谈及:主体性和能动性。

性别理论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关注女性的自我感受,这也是郭夫人研究课题中需要更多揭示的一个重点。从文本开始,郭夫人就作为唐玄宗时期皇帝政治和个人生活的附属品而存在。她长期被“封装”在男性知识分子和权力精英的各种叙事文本中。于是,郭夫人就成了一个“沉默的下属”,但她所做的事,其实有很多自我背景和自我定位,明显包含了她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郭夫人不是女诗人,没有办法像那些才女那样用她的形象来抒发心声,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但透过她的日常生活,我们还是能窥见她“自我”的一部分。

对于郭夫人日常生活的介绍,《郭夫人》一书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她的日常交际,二是她的生活用品。因为前者涉及到人际关系,更能体现郭夫人的主动性。

其实郭夫人的交际活动挺简单的。虽然也有与其他高层王公和普通官民的交往,但主要是围绕杨的外戚和朝廷人物。作为杨家的一员,她与杨贵妃等外戚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她与杨、的感情纠葛也成为杨家内部矛盾的焦点。这使得“她与杨贵妃、杨氏外戚的交往更为自在,但她与杨贵妃、杨的交往也隐含着对抗和利用的因素,有疏离的成分”。有亲情和嫉妒,有爱情和冲突,有真情和算计…郭夫人的“自我”在这些交往经历中逐渐丰富起来。

在物质生活中,与郭夫人关系最密切的词大概就是“奢”了。顶级贵族女性的奢侈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很少有人想问“为什么?”但郭夫人问了又答:

郭夫人对高级物质的渴望比普通人更强烈…衣食住行是满足人的生理和安全的基本层次。当然,郭夫人不会满足于这个基本需求。她追求的无疑是更高层次的——对爱的需要,对尊重的需要,对自我实现的需要…郭夫人虽然长得不错,但命运比姐姐坎坷。她早年丧夫,容貌不如韩、秦妻子,却能夫妻。所以衣食住行成了她另一个“战场”,她会赢得尊重,证明自己的胜利。

如前所述,由于历史无法追溯,我们无法采访郭夫人本人。当然,这样的“答案”是否真的符合她的“自我”,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猜测还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它打开了一扇了解郭夫人这样一个小小的历史人物的窗口,它把“郭夫人”从一个称谓变成了一个有情怀有追求的鲜活的人物。

历史上一个小人物的话题很难做好。个体生命太长时间无足轻重。史学的传统习惯于把重点放在皇帝和将军身上,这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的人生轨迹可以相对准确地勾勒出时代的轮廓。然而,太多的小人物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无论他们是高贵的、卑微的、富有的还是贫穷的。既然被记录下来,他们的形象也会在后人的书写和创作中逐渐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在透过他们的生活观察历史时代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经历和真实的喜怒哀乐。当我们的视角从宏大的历史回归到“小人物”身上,感受到他们曾经努力绽放的“自我”,我们或许就能跨越时间与空的距离,从一堆旧纸中挖掘出鲜活的“人”,展现出生命的璀璨光辉。(陈若仪)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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