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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论坛评论】
2019年6月24日，在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党已经执政70年了。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党，任何外力都打不垮，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被打败。\”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出自《孟子·告子上》:“进则无法家，出则对外患无敌，国则亡矣。然后我知道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这篇先秦杂文中，孟子引用了虞舜、傅说、魏娇、管仲、孙膑、白熙熙等六位古代先贤为例，以其气势磅礴、无可辩驳的逻辑论证和排比，深刻阐述了外部环境与个人成败、国家兴亡的密切关系。显然，引用这句话是为了提醒全党同志，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执政时间越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越不能丢掉自我革命的精神。
忧患意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品质，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中。《易经》记载，孔子曰:“危者，也在其位；死者，保护其生存；乱，也有治。所以君子安而不忘危，而不忘死，不忘乱。是为了安全，国家可以得到保护。”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忧患意识强烈，注重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诗经》里也有“你害怕，如履薄冰”的说法。这种走近不来，却不走鞋的状态，形象地表现了“慎而不见，畏而不闻”的忧患精神。范仲淹在其名著《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中国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总之，忧患意识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都很重要。只有树立忧患意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文化才能源远流长，这也是实现儒家“养气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必然要求。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暗合了古往今来的兴亡之道，历史上的朝代更迭都与此有关，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汉初，文帝、景帝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轻赋”、“与民同息”的政策，一贯注重节俭，所以有“文景之治”。唐玄宗初年励精图治，开创了盛世新世纪。但在他执政后期，失去了主动，贪图享乐，骄奢淫逸，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种鲜明的对比，正是“劳可以兴国，闲可以亡”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历代有识之士都把增强忧患意识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之策。据《左传·相公十一年》记载，姜维曾引用《尚书》中的话劝其为公殉国:“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敢依此规。”这种忧患意识及其伴随的责任意识，成为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存的精神密码。
中国是一个在苦难中诞生、成长、壮大的政党。纵观我们党百年发展历程，增强忧患意识始终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转折关头保持清醒头脑、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国家有所准备很正常。”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应付在全国掌权的重大考验，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必须向党讲清楚，同志们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同志们必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改革开放后，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邓小平提出“现在，发展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以此提醒全党同志，绝不能掉以轻心。进入新时代，面对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也告诫全党:“越是取得成绩，越要谨慎，越要居安思危。”因此，人的忧患意识体现在他们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忧患意识上。是一种责任，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一种责任。
“有始无终。”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并不容易。掌权后要做到节俭、克制、谨慎并不容易。在维和时期从严治官、防腐戒奢不易，在重大变革的关键时刻顺应潮流、顺民心不易。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人越要坚守初心和使命，以正视问题的自觉性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进行自我革命，不断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革之中，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涌现。我们党只有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在伟大斗争中练就过硬本领，才能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解决历史难题，交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满意答卷。
(作者:刘舒，天津师范大学天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