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年前,孙中山先生第一个呼吁“振兴中华”。为了把中国推进到世界先进行列,他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方略》,勾画了一个包括心理建设、产业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内的系统建设工程——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既有世界眼光,又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蕴含中国元素。本文仅着眼于“心理建构”,探究其与传统心理学的渊源关系,并从中得到启示。
一个
“心理建设”是《建国方略》的第一条。阐述了心理建设的重要性,其内容反映了传统心理学的影响。“心本”理论是心理建构的理论基础。他提出“是以立国为本,应从心理出发”,呼吁“人民!全国!当我们急起直追,万众一心的时候,首先要为国家打好基础,才能革故鼎新,从而建立起我们的良心。”他还提出“夫心亦万物之源”、“心之用大”,认为世间万物皆源于“心”,正如陆九渊所说“万物以心充盈宇宙”(《陆九渊语录》),“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孙中山像同心科学家一样,非常重视人的精神和意识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我心若信可行,移山填海难,终有成功之日;我心若信其不可行,则易折枝,无效期”,正如陈所言,“君子之心,足以开天下”(《陈集论前人言意》)。基于此,孙中山认为,在民国初年,一个新国家的存亡,取决于能否打破“心理上的敌人”,“洋人的思想处于迷宫之中”。可以说,孙中山显然接受了王阳明“抑贼于心”的说法。
孙中山认为宇宙由物质和精神两大领域组成,是根据西方自然科学的知识提出的。宇宙的进化经历了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三个阶段。宇宙起源于物质,精神是物质世界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所独有的。同时强调精神的作用,认为“物质力量小,精神力量大”(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讲话)。当他关注社会问题的时候,他更加体会到思想、意识、观念、信仰、思维方式的重要性。总的来说,他在继承心学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的新思想,有所创新。
二
传统心理学,从陆九渊到陈、詹若水,再到王阳明,都非常重视“心”在学术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旨趣是唤醒人的道德本性,进而维护道德原则,实现社会长治久安。而孙中山则提出“国始于德,天下始于德”,并在《建国心理建设总纲》中明确提出人类进化的规律是“互助”而不是“竞争”,并将道德视为人类发展的动力,强调这种进化规律不同于普通动物。正是从重视道德的立场出发,他阐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继承了心理学中“人与鸟之辩”的观念。他指出,宇宙发展进入人类阶段后,“这一时期的进化原则与物种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这意味着人类不同于普通动物,人与动物分离,生活在社会中,“互助”是人类进化的道德力量。他强调“社会国家也是互助体;有道德有义的人是可以互相帮助的。人类遵循这个原则就会繁荣,不遵循就会灭亡。”互助是指社会上的三种人,即认识的人,互相了解的人,互相帮助的人,通过互助寻求社会和谐、和平与发展的人。
孙中山的互助学说体现了传统儒家,尤其是“人与鸟之辩”的观点孟子说,人与兽的区别在于有无道德。“犬马不同于我”(《孟子·告知书》)“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他有所求,庶人去之,君子留之”(孟子《离娄》上)。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评论说:“饮食男女,人有此性,禽兽也有此性。是人性好,动物性不好;人能知义,畜不能知义。”王阳明说“良知”是自然之理,是人的根本之心。“若违背自然之理,则与禽兽无异”(《王阳明全集·传》)。可以说,“人鸟之辩”理论是互助理论的理论起点。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孙中山在将人类与其他物种进行比较时,利用了现代西方进化论、生物学和社会学。他从宇宙发展必然性的高度,揭示了“互助”是人类进化的原则,强调是否遵循互助进化原则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兴衰存亡。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心性论的继承并不是回到古代,而是站在现代科学的前沿,以新的时代精神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这无疑为后人提供了典范。
三
“知难而行易”的理论是孙中山“建国心理建设方略”的亮点。本文对知行关系的阐述拉近了与心理学的距离,也展示了他在心理学知行观上的创新。
孙中山在筹划心理建设时,特别重视人们的认知方法,把改变传统的知行观作为心理建设的关键。他在考察民国初年党内外思潮时,发现“知不难,行难”、“夺志”、“迷倒千万人”的传统思维模式,成了“心理学的大敌”,令人“心碎”。因此提出“我所信仰的是知难而行易”和“我所做的并不难,但我所知的难就是真理”,用“知难而行易”理论代替“知难而行易”理论,试图从理论深度上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知行观是中国传统儒家的认知理论,也是明代心理学的重要命题。《尚书·说击中》提出:“不知之难,唯难也。”这句古训体现了古代朴素的知行观,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到了宋代,思想家们更注重知行,而不是讨论“难”与“变”。无论是朱的“知行合一”,詹若水的“知行合一”,还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命题,都主张知行合一。在《建国心理建设总纲》中,孙中山在回顾传统的知行观时,谈到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其中既有肯定,也有批判:一方面,他肯定了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即鼓励人向善,肯定了“知行合一”论,即知而不为,非知也。它鼓励人们善良和真诚。\”另一方面,也指出它仍然保留了\”知不难,行难\”、\”与真理背道而驰\”、\”不适于实践的科学\”的传统含义,并指出阳明只说\”知与行在一人之身\”。今天,“你越是科学,你就离知行越远。单独不知道的,不用自己做,行者也不用知道,就是一起知道。或许孙中山对王阳明的批判过于苛刻,但他站在科学繁荣时代的新高度,从科学时代的角度重新审视明代心理学的“知行观”,并由此革新传统学说,使之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无疑显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
孙中山的“知难而行易”理论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它突破了传统的观点,不仅扭转了传统的“知”与“行”是“难”与“易”的立场,而且站在新时代的高度阐述了新的理论,创新了传统的知行观。其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知”和“行”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提出“知”即“真知”,“必从科学而来”,即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行为”是指行为、行动、做事和实践,包括“学生和学徒的实践”、“科学家的实验”、“探险家的探索”、“伟人和学者的冒险”。它的定义超越了传统儒家对“行为”的定义,已经包含了“社会实践”的广泛内涵。
其次,在基本内涵上,颠覆了“做”比“知”难的传统观念,试图打破“知不难,行才难”的传统心理定势。孙中山用十件大事来论证人的本能和一般行为是普遍的、基本的、广泛的,这很容易,但要认识事物的真相,理解事物的本质,却是非常困难的。只是在现代的生物学、医学、卫生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文理科学诞生之后,人们才开始知道各种各样的道理。在孙中山看来,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来之不易,比人的本能行为或一般行为要难得多,所以称为“知之难,行之易”。
第三,揭示了从“做”到“知道”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是一个从不知道到知道,从知道的不多到知道的多,逐渐积累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的过程。孙中山指出,“丈夫是科学家,也是系统的学者。所有真正的知识和特殊的知识必须来自科学。所谓超越科学的知识,多半是不真实的知识。”
第四,它揭示了“知识”比“行动”具有更高的品格。指出“行动”是基础,“知识”是导向,在知行关系中提升“知”;虽然“行为”是基础,但它强调“知识”是理论,对“行为”起指导作用,理论高于实践;“知”指导“行”,使“行”更容易、更有效。他虽然肯定了“行动”的基础和普遍性,但更强调“在当今科学繁荣的世界里,任何制造事物的人都必须先求知,然后才敢从事行动”,指出在科学繁荣的时代,人的活动总是“从知识中形成形象,从形象中产生秩序,根据这个秩序准备计划,根据计划使用时间”,一切都可以“指日可待”
孙中山的“去伊志南”论,展现了人类新的历史阶段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美国现代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英格尔斯曾把“尊重知识”和“规划现在和未来”作为现代人的首要特征,认为做事之前是否有计划和规划是现代人与传统人的区别。指出“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还没有实现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就只有空”(人的现代化)。应该说,孙中山“知难而行易”理论的确立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反映了在科学繁荣的时代,科学、知识、主义对人类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知识”具有更高的品格,从而警示人们,在新的科学时代,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而改变。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