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的故事

作者:李光荣(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最基本、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一个人也是如此。有了自信，才有力量去创造，去取得更大的成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沈从文，对创作抱着朴素的态度，努力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成为著名作家。在这个过程中，他心中涌动着对自己文学创造力的信心。随着几十部小说的出版，《从文自传》，《祥兴随笔》，《边城》等受到广泛好评，他的信心也与日俱增。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只身南下，于1938年4月到达昆明。他很快开始写《长河》、《湘西》，分别在香港《星岛日报》和《大公报》连载。两本书的顺利写作和出版，激起了他更大的创作欲望，由此产生了创作《水边小城》十部以人事为中心的中篇小说的计划。他在1942年5月写给大哥的一封信中明确写道:“我写十，就取一个总名为《十城》。”

1938年沈从文在昆明。

这是一个伟大的想法。从白子、丈夫、边城、长河一路走来的沈从文，此时步入了小说创作的巅峰，这种想法正是他文学自信的表现。小城镇是城市和乡村的过渡地带。作者选择一个小镇作为故事生成的地方，想要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地方的人事，而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同时反映中国农村与城市的现实，以及抗日战争带来的社会变迁与人性的“不变”与“变”。计划体现了沈从文的远大志向和创作自信，甚至他沾沾自喜的心情都可以通过计划想象出来。

沈从文专心写作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坚信抗战必胜。此时的他，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一名写作老师，正在参与完成大学和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使命。同时，作为作家，他有责任记录抗战大时代的人事变动，为建设国家提供思想基础，为民族复兴积蓄精神力量，所以他有紧迫感。

沈从文在奋力创作的同时，不断探索小说理论，将自己的创作根基扎入深处。他1940年8月3日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演讲中说，“个人只把小说当作‘文字记载的人事’”，“人事”包括“社会现象”和“梦境现象”两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两层意思。一是他有“记录得当”的语言能力，二是他的小说以“社会现象”为主题，也就是说《十城记》属于现实主义小说。沈从文曾把《十座城》的主题概括为“十座滨水城市的故事”，即从他成长的沅水流域，到他当时生活的滇池。他有足够的信心写好这十个故事。

在他看来，“写出一个时代的历史场景或一群人的人生发展，以及悲喜交加的得失格局”，“除了真美的感受，还有一种吸引人向善的力量”，“能重新点燃年轻人的热情和信心”才是好作品。好作品的目标是“经典”。经过20年的发展，开创的新文学应该在40年代产生新的经典。“两千年来，经典形式一直用格言来表达抽象的原则。这些经典要么已经失去意义，要么已经不适合使用。明天的新经典，为人们准备的，很可能是用‘人事’来解释的。”意思很明确:古代经典是格言，现代经典应该是小说。这句话包含了一个发展理念和辩证逻辑: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典是不断被淘汰和成长的。现实的证据是，“小说作者和作品对于受过小学教育以上的青年人来说，具有‘先知’和‘经典’的意义”，“受过中学教育的人，都愿意从一部小说中接受作者热情健康的人生观”，所以小说的创作“实际上包含着历史价值和经典意义”。性格敏感的沈从文，可能已经意识到历史提供了一个再造经典的机会，把自己推到了创造经典的最前沿。他必须自觉地承担起创造经典的使命，所以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你努力产生新的经典，你就必须把你的一生都放在上面。”

他的自信也来源于文学的社会价值。他看到“一部分新文学并没有特别影响年轻人的生活观念，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理性”一抬头，就有了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的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以及改善或纠正的愿望。文学革命体现了这种精神和愿望，因为真诚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只有当有30天的时候，才有318天，才有北伐，才有统一，才有抗战。“他的话看似抽象简单，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思想革命的工具，新文学确实在改变人们的观念进而引发社会革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期间，除了他的专著《小说与社会》之外，他在《致广东的一个朋友》等一些文章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坏邻居加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苦难虽然不轻，但这二十年来(也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以来)所产生的民族精神，必然是带着一点自尊和自信来承受这种苦难的。”在信中，他还说，日本那些”支那专家”并不像往常那样理解”这个民族的热情和这20年来民族进步在白话文中的表现”，他们竟敢侵略中国对抗世界。从中国文学的深度认识战争，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坚信中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认识坚定了他写“经典”小说的信心。

《边城李晨》速写插图/绘画

为了创作新的经典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重建国家和社会，他倡导弘扬五四精神，发起文学运动，再创20年辉煌。1940年期间，他在昆明《日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同一篇文章《二十一年》，鼓吹五四精神。文章接着写道:“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一场‘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造’的运动”，然后转向‘工具’的使用，即‘文学革命’，认为‘民族精神的确立和发展，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工具的使用’。这就引出了他的文章《重建文学运动》的要点，这篇文章也发表在《昆明日报》上:“对于关心它的前途或从事写作的人来说，发扬五四精神，重建它，是一种庄严的义务…已经20年了，我们还需要再努力20年！”这里的逻辑关系是:纪念五四，就是弘扬五四精神；弘扬五四精神就是开展文学运动。开展文学运动，就是创作文学经典；文学经典的创作是为了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自尊自信的支撑下，当民族战争导致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生存困难时，他甚至要求国家调整文学政策，改善作家的写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以利于文学经典的生成:“如何按照近20年来的社会习惯，将新的经典形式放入一部文学作品中，从而在读者中唤起那个民族的自尊自信，把这种精神贴在民族发展的某种设计上？”沈从文确实太书生气，不切实际，但他创作经典的信心是可触知的，他深信文学强大的社会作用。

重建文艺运动，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参与。此时，他不仅发表了呼吁大众的文章，要求政府部门有计划地推动精品创作，还经常给文艺青年写信。其实这些信不是谈怎么写，而是谈人生，谈生活，谈文学，洋溢着强烈的自尊和自信。比如:“希望你能理解国家的需要和生命的庄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气馁，不气馁”；“用作品燃烧本民族年轻一代的感情，在苦难中增加反抗力”；“能在思想上重燃年轻人热情和信心的，是要有好的文学作品”；“重建国家是可能的，从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增长也看得见重建的希望”。

沈从文带着强烈的自信和自尊，在艰难困苦的战争中，创作经典，服务社会。逆境中要有自信是不容易的。抗日战争时期投降派缺乏的是自信。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在其社论和孔子诞辰纪念文章中写道，“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已经没有了，国家已经处在精神幻灭的边缘”，媒体上就有这种悲观情绪。对于这个观点，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中国人是不是已经失去了自信？”“给予有力的驳斥。

八十年后，文化自信依然是时代的强音。鲁迅、沈从文等文化先驱在民族危机中坚持文化自信，无疑给了我们今天的文学和文化创作很多启示。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项目号:2001]的子项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的阶段性成果。:18ZDA202法〕。

《光明日报》(2022年12月30日第16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