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东南的官僚买办等势力，一方面与列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极其惧怕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在列强的引诱下，打着“保地盘”的幌子，通过“东南互保”，变成了列强在中国的有用而有效的工具。

1900年春夏，义和团运动席卷中国北方几省。为了防止这场反帝爱国运动蔓延到自己的辖区，损害自己的利益，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美等列强，达成所谓“互保”意向，也就是近代史上的“东南互保”。随着南方许多省份的督抚相继加入，“互保”的范围也扩大到东南、中南乃至西南地区。所谓“东南互保”，名义上稳定了当时中国南方的局势，实质上保护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把中国人民进一步推向多重压迫的深渊。

列强与封建买办勾结。

“东南互保”的产生有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以“保清灭洋”为目的的义和团运动在京畿地区的蓬勃发展，直接损害了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列强发现清政府无法控制当时的局势，决定直接出兵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向北京挺进。面对这种情况，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向八国联军“呼吁”义和团运动。1900年6月中旬，义和团成功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对北京的入侵，迫使其一度退回天津。当八国联军遭到京津义和团的拦截时，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霍碧兰于6月14日电告其政府，指出长江流域的任何动乱必将使英国遭受重大损失，并建议“立即与汉口、南京总督达成谅解”。如果刘和张希望得到英国的大力支持，“他们将尽力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维持这种支持”。霍碧兰的意见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肯定，并奉命向刘、张作出相应的“保证”。显然，英国并不是真的想维护两江湖广的稳定，而是想维护自己在该地区攫取的权益。在英国的倡议下，其他大国也加入进来，与英国联合行动。

刘坤一、张之洞一直痛恨义和团，主张坚决镇压。清廷在“剿”“抚”义和团，甚至决定起用义和团时，仍坚持己见，称“义和团”横行，主张尽全力“剿”，并强调“各国纷纷招兵调船，大局危急。”以英国为首的大国提出“相互保护”，与其初衷不谋而合。需要注意的是，东南尤其是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对义和团运动充满恐惧，害怕它危害清朝的统治秩序，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急于与列强建立“互保”，积极支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官僚买办盛宣怀，他在“东南互保”中扮演着“军师”和“媒人”的重要角色。盛宣怀身边还有赵凤昌、何等人，也是“东南互保”的积极帮手。

就在“东南互保”加紧筹划的时候，南方的相关督抚得知清廷于6月21日宣战，为了不影响“东南互保”的谈判，他们拒绝承认。比如两广总督李鸿章说，这是一封更正信，“广东不会服。”刘坤一和张之洞也防范宣战诏书的传播。他们互相通电，说只承认以前“保持领土、保持联系”的目的，坚决不承认宣战。在这种情况下，具体的讨论是在当年的6月26日正式进行的。列强的主要参与者是各国领事，而中方谈判的名义“主角”是上海鱼道联源，对事务有较重要影响的盛宣怀充当“智囊”。讨论的结果是，双方基本同意“东南互保”的原则和要旨，即“上海租界受各国保护，长江和江杭内陆地区受各国督抚保护，两者互不干涉，以保全中外民众的生活和产业为重。”最终，中方整理形成了《东南保护公约》九条和《上海租界内外保护》十条。需要注意的是，“东南互保”并不局限于两江湖广之地，而是“主区”，之后又扩展到其他省区，如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四川、山东、陕西等地，其主要官员都有明确表态。

维护大国在中国的利益

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蓬勃发展对外国列强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使它们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东南互保”是外国列强为防止义和团运动扩大到南方地区，保护他们在那里已经攫取的利益，与南方地区的有关诸侯勾结而制定的。

从经济上看，最早提出“互保”建议的英国，此前已经抢占了中国长江沿岸的有利权益。其提出“互保”的直接动机之一是害怕义和团运动的扩大损害其在南方地区的利益。汇丰银行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中说，“英国在上海的货物和财产价值估计达数百万英镑”，“如果上海受损，甚至部分受损”，这将对我们贸易界的很大一部分造成最严重的灾难。霍碧兰向英国外交大臣惊呼“形势极其严峻”。如果“义和拳运动…扩展到中南，成为国运”，单从经济角度来看，会“彻底摧毁对外贸易”。面对义和团运动的兴盛，列强极为担忧，希望通过“东南互保”来避免自身利益的损失。

大国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利益为基础的。霍碧兰向其外交大臣报告，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会见总督张之洞”，张之洞表示“正在采取措施，相信他和总督刘坤一能防止”。在给霍碧兰的另一封信中，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强调，张之洞已向他保证，“他完全理解自己在所管辖地区维持秩序和提供保护的责任”。英方显然是指张之洞和刘坤一有义务保护英国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一切利益。但在“东南互保”相关章程撰写时，列强密切关注时局变化，采取了口头认可这一协议而不签字的微妙态度。这样，列强既可以享受到南方相关诸侯努力实行“互保”所带来的好处，又不会因其签字而受到约束或不利影响。在中国有关地方官员的紧急催促下，英国外交大臣对清朝驻英公使罗说“中外互保有美好的意义，应尽力理解，但只能作为规则，不能作为契约”，搪塞签字。后来各国领事根据各自政府的指示，明确拒绝签字。

在“相互保护”的幌子下，列强仍在准备武装入侵中国南方。虽然英国早前信誓旦旦，表示不会派兵登陆上海，但同时在吴淞口地区集中了一批军舰，准备一有变故就武力占领上海。英国还派此前镇压过中国义和团运动的西摩到上海探听情况，并胁迫两江总督刘坤一允许英军登陆上海。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也要求允许其军队在上海登陆。这样，列强一方面在北方直接出兵侵略中国，另一方面又在南方咄咄逼人地摆出“战备”的架势。刘坤一、张之洞不仅同意了外国列强在上海驻军的要求，还向各国驻沪总领事发出了内容相同的照会，表示将坚定不移地遵守他们达成的维护东南各省治安的协议。在行动上，除了防范义和团运动之外，华南相关督抚还不遗余力地镇压华南地区各种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英国政府以防止本国军队“混乱”为由，从汇丰银行获得大量贷款作为担保，进一步扩大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

从整体上看，“东南互保”在南方地区得到了相关督抚的不遗余力的实施。表面上维护了辖区内的“常规”秩序，实际上却满足了列强的政治需要，维护了它们在中国的利益。

加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

众所周知，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这两个矛盾交织在一起。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使他们认识到单靠武力征服不了中国。腐朽的清政府已经无力控制全国，自然无法有效维护列强在华利益。在此背景下，列强开始有意识地扶植以洋务官僚为主的东南总督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以继续维持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半殖民地秩序。东南地区的官僚买办等势力一方面与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极其惧怕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在列强的引诱下，打着“保地盘”的幌子，通过“东南互保”，变成了列强在中国的有用而有效的工具。

“东南互保”的博弈，说明可以增加南方诸侯的实力和控制力，削弱清廷对地方势力集团的控制和控制能力。这不仅体现在6月21日朝廷决定对列强宣战后南方诸侯约定不遵圣旨，还体现在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诸侯，以超越清廷的独立立场，直接绕过，直接与列强“议和”，甚至向列强发出各种与清廷圣旨相悖的电报。“东南互保”发生后不久，辛丑年(1901年)，清廷与东南总督之间又发生了分歧。慈禧太后和朝臣们都希望大乱之后，赶紧举行乡试，以巩固士心，恢复权威。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再次联名表示明确反对，最终迫使清廷改弦更张，同意推迟东南各省的乡试。

中国改革派报纸《中外日报》曾站在清廷立场上评论“东南互保”，指出“当时的东南总督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与洋人订立协议，保护环境，保人民安全”，是“既为了一方，又为了大局；可以做到一时，但不能长久。”显然，对于清廷来说，“东南互保”暂时稳定了南方局势，但从长远来看，地方诸侯绕过与列强勾结，“挟洋自重”，也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尤其是地方势力离心倾向的加强和集权的削弱，为清政府后出现的军阀政权埋下了伏笔。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东山再起，成为风雨飘摇的清廷不得不倚重的重要官员，还被列强扶植为驻华总代理，逼宫上台，篡夺民国政权。袁死后，列强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在中国寻找和扶植新的代理人，就像“东南互保”时期的情况一样。北洋军阀政权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东南互保”的延伸

作者: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