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源于沉淀 那么，我们能找到一个更实际的说法吗？笔者认为，明清部分学者的理解可能比“诗评”和“子舒论”更符合《文心雕龙》这本书的性质。阿明朝学者张志祥对《文心雕龙》说:“就其而言，讲究古今，品藻得失，坚持任意以定人群，证明要从哲学中学习，盖作者章程，艺术森林准确。”本文既指出其“百家争鸣”的特点，又明确肯定其对新理论的贡献，从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所谓“作者章程，艺林之批”，具体决定了《文心雕龙》这本书的性质，就是写作的章程和标准。阿清人黄延续了的这一观点，并作了更具体的论述:“刘舍人的《文心雕龙》是艺术园地的秘密宝藏。从它的群成员来看，有很多妥协，对所有文章都有利，很难接。作文章的人都急于在风前炫耀，没有一个人能舍此而求津。”所谓“艺术花园的秘密宝藏”与张志祥的定位一脉相承，都肯定了《文心雕龙》作为写作的独特重要性。同时，黄还指出了刘勰“兼收并蓄”的思维模式和“文章有益于疾病，难以挑出遗留之物”的特点，使《文心雕龙》成为“作文章之人”的“金科玉律”，别无所求，这样的评价自然不会“夹杂宋明杂论”。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其文史中有一段流传较广的话:《诗经》是著名的论诗专家，《文心雕龙》一书是论文，也是书的始祖。文心大有思想，诗品深刻深远。盖文心盖众见，而《诗品》深溯六艺。”这段话言简意赅，一直得到研究者的肯定，所以经常被引用。但笔者认为张的论述比较笼统，有些未必必然。从《诗品》和《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最早的两部专门著作(所谓“全集”)来看，章学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也仅止于此。《诗论》和《随笔》的比较不准确。所谓“诗品在诗上，文心雕龙在纸上”，显然是没有理解六朝“诗”和“文”的一般概念。《诗品》确实是一部论“诗”的作品，讨论仅限于五言诗；《文心雕龙》中的“文”绝不是相对于“士”而言的“文”，而是既包括“士”，又包括各种“文”。连《文心雕龙》中的明诗都超越了五言诗，何况是《阿文新雕龙》。
与章学诚的论述相比，谭仙在《清唐宓日记》中对《文心雕龙》的评论更为准确:“当代诗坛让位于它，后来史通失传；对文远的研究少之又少。“石品之所以要放弃，石通之所以输，是因为它和《文心雕龙》不属于一个重量级。其实没必要去比较谁高谁低，也不是说“放弃”和“失去”的人无足轻重，只是讨论的范围不同，理论性质不同。所谓“少两少对”，就是所谓的“文远研究”。《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园林之学，不仅包括诗歌，还包括历史(刘勰分别在《明诗》和《史传》中论述过)，所以有“放”和“失君”之说。就诗学理论和史学理论而言，《明诗史传》两部显然不能与《诗品》和《史通》两部相提并论。章学诚说“诗思深而意远”，尤其是其“从六艺深溯”，这是刘勰《明诗》所难及的。所以专论和综论是有区别的，刘勰所谓的“一角解”和《文心雕龙·尹稚》是有区别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为《米人颜群》(《文心雕龙序》)的“文园之学”，是“少两少对”。
遗憾的是，当西方现代文学的概念传入中国后，我们对《文心雕龙》的理解逐渐发生了偏差。鲁迅《题铭》中有一句话:“章句丰富，议论产生。东方有刘志峰的《文心》，西方有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分析精华，包容丰富纤维，开源广传，是世界级的风格。”这种讨论与章学诚的理论颇为相似，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肯定和重视，但仍不准确。首先，所谓“文富则文学批评生”，其道理虽不坏，但明显延续了《四库全书》的思路，将《文心雕龙》归入“诗歌批评”范畴。第二，文心与诗学的对立就像文心与诗品的比较。如果后者的比较不准确，前者的对立面可能就不合适。诚然，诗学不同于诗歌，它不是诗歌的专著。但相对于《文心雕龙》的讨论范围，诗学的作品还是需要“允许”的。由此，第三，所谓“析精神之精，含纤维之丰，开源流，为世人之典范”可以用来评价《文心雕龙》，但论诗学则过于夸张。
鲁迅之后，传统的“诗歌批评”演变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心雕龙》自然成为文学理论或文学作品。1979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在昆明成立。单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论相当于西方所谓的“文论”。《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已成为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论的重点研究对象。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上，周扬先生高度评价了《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古代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和美学理论的最早范例。这是一部世界级的伟大的文学和美学理论著作…的确是文学上划时代的书。一方面赋予其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将《文心雕龙》限定在文学理论的范围之内。这基本上是20世纪对《文心雕龙》性质的认识。显然，与《文心雕龙》一书的现实和刘勰本人的立场相比，这种认识既不是刘宪匡、刘永济的子书，也不是张志祥、谭仙的子书。
《文心雕龙》其实是以“原道”开始，以“成器”结束，意思是《易经》“形而上者谓道，形而下者谓器”。前者论述从天地之文到人之文是自然之道，以强调“文”对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者论述“夫能学文而不达”，刘勰《文心雕龙》的重点是提高人文修养，以达到“为军事家”、“为栋梁”的人生目标， 也就是原道中所谓的“以极变观天文，以成观人文，而后能学经纬，修体质，发挥事业，作辉煌之言”。 所以《文心雕龙》中的“文”比今天所谓的“文”要宽泛得多，地位也重要得多。有多重要？序上是这么说的:“唯文章用，惟经典枝:五礼作，六典用，君臣如此高明，军令如此明。”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仪式——都离不开这个“文本”。这样的“文学”显然不在文学作为艺术的范畴之内，所以刘勰当然是在写论文，《文心雕龙》当然是文学理论，但不等于今天的文学理论，而是中国文化的教科书。我们试着去读《景宗》，刘勰说经典是“永恒的至尊道，不刊的大教”，即永恒不朽的思想，因为它来自于对天地自然和人事运行规律的考察，“洞天精神的奥地是文章的骨髓”，即深入人的灵魂，体现了文章的精髓。所谓“自然是匠人之灵，文章之作”这一论述，使中华优秀文化的功效透彻明了，其文化教科书的特色显而易见。
有鉴于此，新时期的“龙学”与中国文论研究应该有不同的思路，即不应该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论的概念和体系来看待匡衡和中国文论，而应该更加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和中国文论独特的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中国更多文学经典的多方面文化意义。
(作者:齐良德，山东大学高等儒学研究院教授。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解读《文心雕龙·百年龙学案”【17ZDA253】)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