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当蒋介石本人确信政权的崩溃迫在眉睫时,他当着数百名军队高级将领的面,直言不讳地检讨说:
我们的军事实力比“”大几十倍,制海权空和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就形势来说,比过去江西“围剿”还要有利。但许多高级军官收受钱财大手大脚,奢侈放荡,纵情声色,使他们骄横跋扈,纪律涣散,意志消沉。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接收的失败。
蒋介石的话虽然不深刻,但也一针见血。日本投降后,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官员只关心“接待”二字。这既有军事意义,也有经济意义。
在军事上,应与的军队竞争,以极大的紧迫感去战争中的占领区和人开辟的解放区。但实际上军队更关心的是经济。所有的政府和军队官员甚至比蒋介石本人还焦虑,因为接收意味着财富。从汽车、房产到国库银行,敌伪留下的巨额财产都失去了主人,谁先抢到谁就得到。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
南京的豪宅别墅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路、斗鸡闸。按照规模和等级,从蒋介石到各级官员、将领的名字,直接挂在每一栋建筑上。主任、科长、文员抢不到别墅,就抢房子、高档家具、名牌汽车,连假写字楼的地毯都被抬走好几天了。
而且,为了不被追究日伪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原伪军和政府官员极力讨好官员和将领,他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通过行政命令或军令,将原伪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储备票全部转换成重庆政府发行的新法币。
按照正常的汇率,两种纸币大致相当,也就是说汇率应该是一比一,但是公布的汇率实际上是200比一,也就是说200面值的储备票可以换成新的有面值的法定货币。于是,拥有大量重庆钞票的官员和将军们瞬间暴富,就连薪水不高的重庆公务员也发现自己像中了一样。他们手中小小的新法币价值一下子飙升了整整200倍。据说仅南京一地,国民政府官员换取的暴利就价值30万两黄金。
与官员的财富相比,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和社会生活的迅速崩溃。1946年,政府财政赤字高达35881亿元,是财政总收入的两倍。通货膨胀甚至更令人担忧。1946年1月,上海米价为每担6万元,6月涨到每担55万元,12月涨到每担110万元,比抗战结束时上涨了6万倍。
与政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提出的口号是:滚出城市,扔掉汽车,脱下皮鞋,穿上农民的衣服。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都要下乡,以能不能深入农民群众作为考察员品格的标尺来确定。
所以,当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都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他们还在想着打仗,想着如何享乐,如何保住自己的实力、财富和地位。的干部和官兵已经和农民打成一片,有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蒋介石的失败是必然的。蒋介石虽然终于明白了一些道理,但知道得太晚,太肤浅。
自然选择:如果从和平状态走向战争状态必然导致社会混乱,那么一旦从战争状态走向和平状态,混乱的概率就会更高,因为官僚阶层的腐败是关系到政权的致命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