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是旅游的黄金期,短期走访多个地点的“特种兵旅行”也成为网络热门话题。《水镜朱》的作者李道元是“特种部队旅行”的开创者。
清代水经注
我开始履行我的职责,周游全国。
李道元生活在北魏中后期。他是涿州人,祖上在北魏时在各国为官。李氏家族足迹遍布北方,从关中到河北,从陇西到山东。在古代,频繁地迁居异地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或许是一种另类的早期经历,让李道元对当地丰富多样的风土人情、地理水文产生了兴趣。
李道元在《水经注》中描写山川时,常常带着感情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例如,在谈到山东临朐的巨阳河(今弥河)时,他说:“于宗教年间,我奉东州,夏天热时,我厌倦了生活,拉小提琴交朋友,永远演奏娱乐。”在谈到资水(今何姿河)时,他说:“我在董琦长大了一辈子,我非常喜欢在它下面游泳…写诗表达我的意思。每天玩得开心,特别安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郦道元对河山的兴趣可能是他将来为水镜写书的主要原因。
李道元成年后为官,曾在散处任职,如尚书郎祖大臣、太傅娃、书侍郎、太守、冀州镇东府首席秘书、东荆州刺史、颍川太守、正南台尚书、御史、襄州台、关右使等。限于篇幅,这些位置不一一说明,也就是说频繁调动。他的职位大多是政府部门的助理。他在地方上做官的时候,只能是一个小州县的刺史太守。他基本不参与朝政,也没有复杂的政务,这意味着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周游列国”,体验山川之美。
据《北史》和《魏书》记载,李道元从小喜欢读经典,喜欢著书立说,在辅佐官的岁月里也练就了不错的文字功底。职位的需要和个人爱好相辅相成,饱览山川美景后,李道元终于萌生了为水镜做笔记的想法。
《水镜》是东汉末年桑琴写的一部地理著作。书中记载了137条河流,但篇幅极短,只有一万多字,内容也比较粗略。虽然它创造了一种地域风格,但遗憾的是它并不充满意义。一开始,李道元可能只是补错,但书写得一发不可收拾。他几乎重写了《水镜》,共40卷,多达30万字。他的书是在多达1252条河流中写成的。如果算上沿河的湖、湖、塘、泉、渠、塘、渎等等,多达2596处。
朱对河流的记载比原书详细得多。李道元在《水经注·序》中说:“其枝溪之脉,其沿路之所诊,其沟之访,其捕。”经常在书上看到,一条河的方位是用描述的,距离是用步来衡量的。比如描述山东济南的百脉水(今百脉泉)。这条小河是小清河的支流,径流量和流域面积都很袖珍。李道元大概是在一个少年住在山东的时候实地考察过这条小河,不仅标注了它流经的县城位置,还专门记录了百脉泉的“百步离源”,与今天济南章丘百脉泉的位置基本一致。这样的规模和细致程度,远远超过了裴松之的《三国志笔记》,在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二,探索山川对军事有帮助。
外在因素和社会氛围也很重要,从兴趣上升到专业调查再到写书。魏晋南北朝是古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很多有识之士都写过地理著作。西晋统一后,荀彧写了《九洲记》,后来又写了《九洲记》,东晋的王银写了《金道记》,北朝写了《十三周志》,吴明写了《周卫记》。
在短短的一百二十年间,地理著作的出现远远超过了秦汉以来的四百年。原因是什么?西晋末年,中国大乱,后来南北朝并存。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以河流或自然地理单元为界,相互对抗,相互攻讦,相互残杀。强者研究如何克服山河之险,灭国,弱者研究如何凭借地理条件抵御外敌入侵。新王朝还借助精确的地理数据,编制了户和人。地理已经成为所有政治大国显而易见的刚需,因此相关著作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北魏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北魏代表北方蓬勃发展,先后灭了华北平原的后燕、关中陇右的大夏、河西的朱亮政权,侵占了南朝在山东半岛的领土,最后在淮河流域与南朝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每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都是典型地理单元的突破。毫无疑问,北魏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胜利的姿态来审视一个个新征服的平原、盆地和山地的,这对地理著作的写作和写作是一种强烈的刺激。
李道元在记录河情时经常流露出这种心态,比如他对淮河及其相关支流的记录。北魏与南朝的拉锯战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上游对益阳(今河南信阳)的争夺尤为激烈。李道元任庐阳太守兼东晋荆州太守时,在益阳附近,他去了周围的田野。《水镜注·淮水》卷三十记载淮河支流溺水,具有鲜明的军事意义。“以前常常难得派三千人骑到益阳去救庞定光,滞留淮河者也。”它还描述了位置:“浈江流向东南,在李金山山的北面。山中无树,险峻层陡…因倚零陵山,周回李三,为县城老城。”如此详细,可以作为排兵布阵的参考。
汉中地区也是北魏和南朝争夺的焦点。李道元对当地的风景很感兴趣,并记录了一个传奇故事。卷二十《溢丹水》记载汉水一支流流经西和县,有一塞峡。峡壁左侧有一石洞。当地人说,这个山洞可以直通汉中的边霞县。卷三十四《姜水二》也记载,长江流经夷陵县(今湖北宜昌),岸边山上也有一石洞,名“马川”。人们经常看到一匹白马从洞里爬出来找吃的,但奇怪的是,它进了洞,走了很远的路,甚至是从千里之外的汉中来的。一些汉中人丢失了他们的马,进入洞穴寻找它们。他们也来到了夷陵县。西北和华中的洞穴都可以通往汉中,打通了一千多里空,相当于一个“虫洞”。李道元来过夷陵十几次,学过水文之后,也对这些神奇的传说着迷。这种心理大概源于对汉中这个战略要地的向往和遐想,双方都希望有一条穿越令人望而生畏的秦岭的捷径。
值得一提的是,郦道元受到北魏征服思想的影响,他心中大概有着强烈的统一梦。《水镜注》中记载的河流范围并不局限于北魏,而是以西汉鼎盛时期的疆域为基础,将北魏疆域以外的许多河流、湖泊、溪流及其人文、风俗、地形地貌都纳入了描写。比如西域,李道元在记述黄河源头时,发现有一条新头河(印度河)也发源于昆仑山,于是在书中记载这条河,远在青脊之西,西汉张骞未曾去过,并说:“自河之西,天竺国自然南,皆是中国,百姓富足。”这个姿态和北魏皇帝吞并八荒的气势有关。
李道元对海南岛的记述令人赞叹不已。李道元没去过海南,《水经注》也没有记载海南的水系,但李道元特意补全,摘录了西晋王范《交广春秋》中的一段话:“周归二千余里,径八百里。有十余万人,各有不同,且有所雕,且多女美,白,长发,鬓美。”虽然没有踏足他的领地,但却在他的脑海里游荡,可见李道元不仅行万里路,而且还在很远的地方游荡。
3.对好奇情结的热情调查
李道元充满了人生感悟,他在实地考察时非常热情。以河流水文为纲,朱记录了大量的人文、地理、风土、轶事,文字不平淡,读来颇引人入胜。
比如李道元记载今天湖北长阳县的长阳河,说河里有圣鱼,两尺大一尺小。在捕鱼之前,居民们必须对这条神圣的鱼表示敬意,并就捕鱼量达成一致。如果捕到的数量超过了,就会有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海浪汹涌,树木被毁。
郦道元亲自来过,北魏当年也没打下长阳郡。他大概是作为南朝使节路过这里的,所以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实地考察了长阳溪的源头,听说常年寒冷,就下到溪口亲自感受。书上说:“我去看了,四月中旬,去山洞走了几脚,有一会儿觉得冷,尤其是六月中旬。”一个充满好奇和热情的旅行者的形象跃然纸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瑟娥道源相对科学和严谨的态度。他并不急于验证神鱼的传说,而是追求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朱之所以能代代相传,就在于此。
北魏时期,黄河多次泛滥,屡治无效,自然是李道元考察的重点。李道元在单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实地考察时,记录了当地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说秦始皇当年铸十二金人,秦灭后沉于单县河中。他还说胡带着二人从关中出发后,在这里遇上了风暴,连船带财物都沉入江中,使江面汹涌成灾。李道元虽然知道黄河因为泥沙过多而“悬了一百多米”,但还是记录了下来,还对秦始皇十二晋人的起源和发展做了认真的考证。从李斯为金人写篆书,到汉末董卓灭九存,再到十六国,百姓愤怒地将金人推入黄河。脉络清晰,细节分明,像个“八卦王”。
李道元对山东的记载特别依恋。我们去文水、资水的时候经过莱芜县(今济南市莱芜区),一路上大概都是经过大山。在我的作品里,写了很多莱芜山的事,比如“林火眠梦,临崖,或倾岑阻径,或归燕绝谷。微风在歌唱,高山峡谷在鸣响……”山路虽然艰难,但在他的作品中却充满了诗意。莱芜孤山有泉,泉眼旁有石洞。进入洞穴后,高九尺,宽四五尺。它是不可思议的,不像人类的努力,像是由古代圣人雕刻的。为了渲染莱芜的神秘,李道元还引用了《列仙传》的故事,说古时候有一个叫鹿皮公的人,在莱芜发现了一口神泉,然后做了一个梯子到神泉的源头,当了庙堂,吃了草喝了神泉,在山顶逍遥了70多年,甚至成了不死之身。
李道元个性强势,仕途不顺,一生都在中下层徘徊。但现实并没有影响他四处游历,写词,反而让他更有,成就非凡。后来李道元因为得罪权贵,被发配到关中安抚乱军。结果乱军首领萧宝焕被杀,让一代地理大师感到惋惜。
但在李道元死后不久,朱就受到了青睐,一百多年后,成为唐代元和县志编纂的重要参考。到了宋代,规模较大的《太平玉环记》仍被广泛使用。不仅地理学家看重这本精彩的书,作家和诗人也非常喜爱。苏轼曾赞叹:“我是快乐的,我读了许多遍。”明清时期考据学兴盛,《水镜注》所蕴含的价值被极大地发掘,从而拓宽为一部专门的《雪梨》。可见,苦心经营终有回报,足以为今人所借鉴。
栏目主编:张武文字编辑:方盈题图来源:上官题图图片编辑:朱颖
来源:作者:北京晚报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