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称霸顺序

通常以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事实上，对于春秋五霸作为专有名词，这五个人并不固定，战国时期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到了秦汉时期，五霸中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基本固定，唯有第五霸是越王勾践还是吴王阖闾存在争议；东汉时期，则出现了以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为春秋五霸的说法。而以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为春秋五霸的说法逐渐成为通俗说法，则是因为这五个人得到了孔子以及儒家学派的肯定。由于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晋文公有《论语》的背书，“齐桓公正而不诡，晋文公诡而不正。”故前贤多将争论的焦点放在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三人。以宋襄公为例，历来对宋襄公，特别是对他在泓之战中的表现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讥其迂腐，如《左传》；一派赞其有德，如《公羊传》。然而由于《左传》争立学官较晚，故对宋襄公泓之战的评价，汉初以来多趋向《公羊传》之观点，董仲舒即说: “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董仲舒所说的《春秋》当是指《公羊传》。因此《白虎通》推尊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乃是只问礼义不问成败地确定宋襄公的“霸者”形象。至于，后世多以《左传》记载之史实，以为宋襄公“不知战”从而让“中国”蒙羞，否认宋襄公的“霸者”形象，则过于以功利来论断宋襄公，而这在一切多以“礼义”为导向的儒家眼中，“功利”的宋襄公自然敌不过含有圣人之意的宋襄公。秦穆公虽有“千里袭郑”之失，楚庄王亦有“问鼎中原”之过，但因为二人事后均曾自我反省，故而也得到了儒家的赞扬肯定。而最常被称颂的莫过于秦穆公的悔过作《秦誓》之举，而这也就是《白虎通》所言:“《尚书》曰: 邦知荣怀，亦尚一人之庆。知秦穆之霸也。”当然，在此论述的脉络下，也就无关乎其是否为“夷狄”。而既无“夷狄”之区隔，于是秦穆公东平晋乱，西伐诸戎; 楚庄王克陈入郑而不取，反佚晋寇，就都成了正面的论述，《公羊传》甚至对楚庄王有“实与而文不与”的书写。故而孔子赞许秦穆公、楚庄王的言论也就时常被加以放大引用，如孔子就曾言: “秦，国虽小，其志大; 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又言: “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 匪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总之，此种“圣人与之”的论调，可说是齐桓、晋文、宋襄、秦穆、楚庄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通说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