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柏林7月18日电题:中国为何存在关公崇拜?
——访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天海
中新社记者马秀秀
最近,德国汉堡大学汉学教授巴伦·特尔·哈尔(Barend ter Haar)出版了《关羽:所有被迷住的历史与想象》的中译本。本书结合大量历史文物和田野调查资料,考察了关羽的成神之路,追溯了相关信仰的历史演变,揭示了口头文化的关键作用。
历史上,中国的“关公崇拜”是如何发展的?如何看待“关公崇拜”与西方的异同?田教授就上述话题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的专访,并就当前德中人文交流给出了建议。
以下为采访实录节选:
中新社:为什么会想到通过“口头文化”来研究关羽?
田:因为我想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如果不了解祭祀活动,祖先崇拜等。,就很难知道它的社会等级。在20世纪80年代,我发现“关公崇拜”在中国非常普遍,但当时西方很少有相关研究。所以我想通过研究关公来了解中国自宋代以来的社会发展。
当时我正在日本留学,我对关公寺庙的“分布”很感兴趣。这种“分布”是一种客观信息,可以用来分析“关公崇拜”是何时何地发展起来的。后来,我发现“关公崇拜”出现的时间比小说《三国演义》还要早。借助客观的“分布式”材料来研究文学对关公崇拜的影响,是我最早的动机。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研究搁浅了。2010年,我决定再次进行这项研究。当时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对关羽的研究有很多好的。在参考这些研究的同时,我重新整理了学生时代和之后收集的数据。
考虑到识字率,在识字率高的社会,会有更多的人去了解历史小说和三国之类的文献。以前中国识字率低,很多人看不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价值观受到了怎样的影响?鉴于此,我把重点放在口头文化上。
2019年,马来西亚主办了国际关公文化节。晋剧《关公》在国外演出,并出现在关公艺术节上。中新社记者陈悦摄
中新社记者:口头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根据你的研究,为什么关公崇拜在中国存在?
田:在我看来,口头文化是最基本、最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虽然写、画等方式也可以交流,但就情感交流而言,还是要通过见面、语音来表达态度。口头文化研究需要大量的信息,而“关公崇拜”是一个信息量丰富的话题,可以用来分析口头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历史的。
在我看来,“关公崇拜”其实是一件相当偶然的事情,与关羽的历史功绩关系不大。一方面,关羽出生地在盐池附近,与商业有关,交通物流发达,这种地理位置有利于“口碑”崇拜;关羽是一个有故事背景的军人,人们愿意相信他和他的朋友刘备、张飞(成为兄弟后)想要重新建立汉朝的理想。其实张飞也是有故事背景的,只是张飞出生地商业交通不方便;刘备是一个“应该当皇帝”的人。历史上皇帝一般不会成为“神”。
另一方面,失败者比成功者更有趣,这是许多文化中的现象。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中,最后失败的人,故事更多。人们经常谈论他们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应该成功。而且失败的人一般后代很少,所以很少有人能决定后人对当事人的看法,更有利于讨论的形成。
2017年,在的故乡山西省运城市,500名书法家同时在一个300米的卷轴上书写了“关”、“义”、“忠义”。中新社发鲍东升摄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中国的“关公崇拜”是如何发展的?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有什么影响?
天海:据我分析,“关公崇拜”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局部现象,最早出现在关羽出生地山西附近,然后在更广泛的北方蔓延。同时,我发现“关公崇拜”以不同的形式在南北传播。在北方,关羽一般是当地一个社区的象征,如村庄、城市或军队崇拜他;在南方,也有传播和信仰关羽的人,但范围比较有限,已经成为共同体的象征,通常是在明朝。
第二阶段,关羽成为晚清“新玉帝”,与民间扶簸箕活动有关。这场簸箕活动下的“关公崇拜”也传到了本岛。以前,关公只被省的军队和官员崇拜,但晚清以后,“关公崇拜”在省越来越流行,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
“关公崇拜”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形成了让人开心的民间故事,二是对地方戏曲产生了影响。这是可以研究的两个方向。此外,你也可以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去拜访“关公崇拜”盛行的地区的长者,看看他们有什么故事或印象。就我而言,在遥远的欧洲,我们只能用文学来学习。另一方面,文献的广泛存在也说明了“关公崇拜”的重要性,否则不会有这么多的记载。
福建长汀县客家村落的“聒噪春田”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年正月十二(何炬村)和正月十四(巨林村),村民们都会抬着关公的雕像到泥地里,四处奔跑,进行一场喜庆的狂欢,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新社发肖元璋摄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关公崇拜”与西方有何异同?
田:与天主教的“圣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类需要奇迹。基督徒也需要神迹,但他们的神迹强调耶稣上帝;天主教也有很多普通人成为圣人的奇迹,类似于关公的奇迹。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有很多很难解释的偶然现象,宗教为解释这种现象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在这方面,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相似之处。
关公故乡山西运城的巨型铜像。中新社记者魏亮摄
中新社记者: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你如何看待文化交流在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中德两国应该为促进文化交流做出哪些努力?
田: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中两国的交流。毕竟只靠文字和视频交流是不够的。要了解对方,增进文化交流,需要真正去对方国家。尤其是在有不同观点和看法的时候,更需要通过沟通来了解对方,通过文化交流来改善关系。
在文化交流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欧洲游客来中国旅游,中国游客也来欧洲,这自然是一个好现象。此外,学术交流和媒体工作也很重要。学术界往往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媒体则需要更简单通俗地传达一些理念。
具体来说,比如德国汉学家具备基本的汉语口语能力,可以帮助德中两国实现更好的交流;研究西方历史文化的中国学者也可以去德国看看。此外,两国加强对对方国家作品的翻译,也有助于一国更好地了解对方国家。(完)
受访者简介:
德国汉堡大学汉学教授Barend ter Haar,曾在荷兰莱顿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任教。2013年至2018年,他是牛津大学邵逸夫分校的中文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传统宗教文化、萨满文化、当代中国宗教、中国文学等。代表作有《中国的白莲教》、《评书:中国的巫术与取罪》、《天地相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身份》等。